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救亡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历史课题，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当时的中国社会还面临着摆脱封建统治，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问题。因此，启蒙的任务也同时提了出来。何谓启蒙？简单说来是启发人们的蒙昧意识。而在晚清封建统治存在的条件下，启蒙则是指用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启迪、教育广大民众，使他们摆脱封建主义束缚，接受近代的文明意识和精神。晚清时期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则是科学和民主，所以提倡科学和民主是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基本内容。救亡与启蒙尽管是两个意义不同的历史课题，但在晚清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相辅相成，并存统一，构成了晚清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主义者凭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给中华民族带来奇耻大辱。从此以后，中国出现了民族危机，且这种危机步步加深。民族危机的出现和加深激发了国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危机感，促使人们寻找解救危机的办法，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新的反思，这就导致了对西方新知的追求。如魏源在写《海国图志》时就明确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34]反映出他为御敌雪耻而主张洞悉外情、“师夷长技”的强烈要求。他强调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35]也就是说，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首先得到中国人的承认。从视外国为“夷狄”，强调“严夷夏之大防”，到表示“师夷之长技”，学习西方先进物质文明，正是中国人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文化意识方面的一个进步。然而，由于守旧势力的阻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近20年间，“师夷长技”的主张仅停留在议论阶段，并未见诸实际行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把自己的侵略触角从东南沿海伸向中国的内地和北方，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为了自救，不得不举办洋务事项，包括开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创设新式学堂，翻译西书，训练新式海军，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行动。伴随着这类行动的是“器惟其新，道惟其旧”的指导思想，后来有人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儒学一统说到“中体西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晚清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学”虽然处于“体”的地位，起着主导和支配性的作用，但这个“体”并不排斥作为“用”的“西学”，而给“西学”以一席之地，这就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植根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吸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表层发生的新变化，中西文化在较低的层次开始进行融合。在“西学为用”的影响下，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引进渐成潮流，也对社会缓慢地发生了作用，尤其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新兴资产阶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变化和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准备了内在的条件。然而，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弊端累累，积重难返，绝不是仅习西方技艺就可包治百病的。在此期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英、俄觊觎边疆，日本侵略台湾，然后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这一切迫使国人作更为深刻的反思，开始认识到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从而把启蒙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