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溥仪退位，宣告了统治中国长达260多年的清王朝及封建帝制的结束，也标志着晚清历史的终结。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分水岭。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变。这种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旧的封建文化随着封建制度的没落出现了衰败的趋势，二是新兴的资本主义文化在社会变革的驱动下成长发展起来，从小到大，由弱而强，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一衰一兴，构成了晚清文化发展历程的基本内容。
晚清文化经历了曲折多变的发展历程。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历时半个多世纪。后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历时17年。
在晚清文化的前期，中国社会大体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封建文化仍然占着绝对优势。孔孟儒学及纲常名教仍是人们头脑中不可动摇的思想信条，科举八股是士人进学的唯一途径，汉学宋学则是最受官方青睐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社情民风，均与鸦片战争以前无大差异。尽管在鸦片战争后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西学开始输入，但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影响甚微。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近代文化因素进一步成长，为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在西力东侵的冲击下，出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补充儒学的不足。这种主张试图把以孔孟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与西方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用后者翼护前者，以巩固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统天下。“器唯求新，道唯求旧”，正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
中日甲午战争后，即晚清文化发展后期，中国文化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和国内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斗争舞台，一个新的文化运动也随之兴起。“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戏剧改良”、“小说界革命”、“史界革命”、军国民教育思潮、白话文运动相继兴起，“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的口号接连提出，并产生了一系列实际上的影响，构成了此期文化变革的壮丽画卷。晚清后期的文化变革不仅表现在部门文化的变化上，而且表现在中国文化的主干出现了新陈代谢，即孔孟儒学及纲常名教因受到新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动摇；西方的进化论、民主学说等思想理论逐渐为国人所接受，成为进步人士反对旧文化的思想武器和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指导思想，猛烈地冲击了孔孟儒学。晚清后期的文化变革推动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晚清文化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它与中国古代时期的文化及欧洲近代文化相比，有着不同的存在环境和成长道路，带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中西文化冲突而又融合的成长道路，异彩纷呈的内部结构和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文化涌了进来，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并存的局面。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异质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一次又一次的文化论争，官方和民间的保守势力对外来文化的谴责和排拒，都是此期中西文化冲突的重要表现。另一方面，中西文化还表现为相互融合。一些开明的中国人破除“夷夏之辨”观念，敢于肯定西方文化的优点，主张学习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冯桂芬的“采西学”、“制洋器”，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主张，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等，都是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表现，体现着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积极方面。正是通过这种冲突、融合，使中国文化逐步扬弃了落后的、不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吸收了外来文化中有益的东西，发生了从古代向近代的转变。从文化结构上讲，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晚清文化中唯一的文化形态，除此以外，还有西方殖民主义文化、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等新的文化形态。这些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并驾齐驱，共存一体，极大地丰富了晚清文化的内部构成。各种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也同样反映出此期文化构成的多元性特征。文明结婚与封建包办婚姻并行，煤油灯和电灯、汽灯同时流行，专制思想与民主观念共存一体，神鬼迷信和科学文明同时存在。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题，也是晚清文化所反映的时代主题。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侵略，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图存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重要的大事。为了拯救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历尽艰辛，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加入这个行列的有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有洪秀全、洪仁玕等农民起义者，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有孙中山、章太炎、朱执信等资产阶级革命者。由于他们的努力，终使向西方学习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一直保持着传统的风貌和特征，只是到了晚清时期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晚清文化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总结性阶段，同时又拉开了近代文化发展的序幕，给民国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本卷在撰述中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采取虚实结合，纵横交织的写法，既反映中国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又反映中国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基本状况；既有对晚清文化的宏观论述，又有对当时各个部门文化的微观考察，力图较为全面而真实地向读者展示晚清文化发展的全貌，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性。本书能否做到这一点，还应由广大读者来作出评判。
本卷由史革新主编。绪言、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七、第八各章及第十二章第五节由史革新撰写；第三、第九、第十、第十六各章由焦润明撰写；第六章由陶绪撰写；第十一章由王立军撰写；第十二章第一、第四节由段续撰写；第十二章第二、第三节由张建伟撰写；第十三章由苏全有撰写；第十四章由宋卫忠撰写；第十五章由孙景峰撰写。全书由史革新统编定稿，并编制主要参考书目，确定彩页和随文插图。
本卷所述，既有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心得，也有对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参考和借鉴。学界同人的篇篇宏论，使我们受益良多，为本书的编撰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在这里谨申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