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资产阶级政治斗争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也出现了新的**。这种新**的一个标志就是反映西方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等方面的书籍被大量译介输入，而相当多的内容是从日本转译而来的。与这种变化相适应，这一时期出现的新词汇以反映近代中国及世界的政治、思想、学术、社会变革的内容为特色。兹举例如下：
政治方面的新词汇：
革命 维新 进步 改良 立宪 过渡时代 统一秩序 殖民 民权 人权 女权 地权 国权 共和 自治民族主义 社会 独立 政党 主义 虚无党 平等 自由 阶级 帝国主义 公理 社会主义 宪法 联邦 强权
行政法 民约论 政治学说
文化学术方面的新词汇：
天演论 进化论 达尔文学说 生存竞争 优胜劣败 物竞天择 群学
生计学 论理学 法学 新史学 哲学 文明 学战 工业发达史 德育 名学 边沁 卢骚 孟德斯鸠 麦喀士（今译马克思） 科学 研究会 修身
教科书 伦理学 霍布士 法兰西革命 文明进化论 美国独立战史 意大利建国史 英国宪法史 美国独立檄文 卢梭学案 亚丹斯密 华盛顿传 弥勒约翰之学说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新词汇中的大多数都译自日本书籍。当时的开明之士大多数人都以读日本书、习日文相标榜。梁启超为此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学日本文之益》的文章，强调学习日文的重要性。他认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而中国译出的西书“偏重于兵学艺学，而政治资生等本原之学，几无一书焉”，通晓日文后便可以阅读这些“有用之书”。另外，日文与中文相近，易懂易学。梁氏说：“日本文汉字居十之七八，其专用假名不用汉字者，唯脉络词及语助词等耳”，因此，“学日本语者一年可成，作日本文者半年可成，学日本文者数日小成，数月大成”。[63]这种认识不仅反映了梁启超个人的看法，也是当时中国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随着大量汉译日本书籍的出版，众多译自日本的新词汇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这些新词汇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用中国固有语汇中的词汇，但日本人在使用时赋予了新的意义；另一种是当中国无适当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创造。
属于前一种情况的词汇有“经济”、“革命”、“社会”、“思想”、“悲观”、“文明”、“具体”、“文学”、“列车”、“政府”等。这些词汇全都是中国语汇中的成语，流行既久，约定俗成，但日本人在近代使用时作了新的解释，改变了原来的词义，成为新词汇。以下举例说明：
经济一词，《文中子》：“皆有经济之道”，原是“经世济民”的意思，语义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政治”一词。现代日语中“经济”借用为economy的意译语，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又作“节俭”理解。这些用法为我国所沿袭。
革命一词最早见于《易经·革卦》：“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中国古代统治者认为帝王受命于天，王者易姓称为“革命”，原词仅限于界定改朝换代。日语扩大了该词词义范围，凡事物由旧质态到新质态的变革，都称为革命。
社会一词在《世说新语》有“邻里修社会”，原意指人们在社日里集会，即每逢节日，里社之民集会，称社会。这与西方学者所说的“社会”差异甚大。19世纪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西语“社会”最初被译作“人群”、“群体”，“社会学”译作“群学”。而日文中“社会”一词的含义与西文一致。20世纪初，“社会”一词从日本传入中国，国人才用这个词汇来表示“群”及“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