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历史上多次吸收外来语言中的词汇，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增强了它的表达力，使它成为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之一。鸦片战争以前，汉语对外来语汇的吸收主要有两次：一是汉代以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量佛教词汇融入汉语之中，如“佛”、“魔”、“劫”、“禅”、“阎罗”、“菩萨”、“世界”、“袈裟”、“罗汉”、“庄严”、“法门”、“因缘”、“因果”、“因明”、“彼岸”、“忏悔”等词汇，其影响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有的已经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语言。二是在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中，利玛窦、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译编西书时引进和创造出一批新词汇。一些采取音译的词汇如“斐西加”（今译物理）、“落日加”（今译逻辑）、“斐录所费亚”（今译哲学）等，不易理解，未能沿用下来；而另一些采用意译的词汇则得到保留，被人们所沿用，如“几何”、“对数”、“地球”、“赤道”、“泰西”、“耶稣”、“自鸣钟”、“天主教”、“南极”、“北极”、“远镜”、“比例”、“测量”、“曲线”、“西学”、“螺丝”、“天学”等[57]。这两次对外来语汇的吸收对汉语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汉语对外来语汇更多的吸纳还是在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世界各国的商品、宗教、坚船利炮、学术文化蜂拥而入。在这些五光十色的舶来品面前，传统汉语语汇显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发生的这些变化，难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亟待引进和创造大量新词汇来满足人们社会交往、日常生活的需要。参与翻译西书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就曾谈到中国旧有词汇不足应用的情况，指出：“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试观英文之大字林，科学分门，合之其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也。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迻译。”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除了引进外来词汇外，还需要创造新字词。关于创造新字词，他提出了三种方法：“一以相近之声，模写其音；一以相近之意，仿造其字；一以相近之□，撰合其文。然□者未经深究，即离晳者，以其非熟习也。然苟不依此三法以代之，□非中国之六万字，彼西方尚有十四万字，何从表见于中国之文中乎？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如化学、医学、地质学、心理学等科，中国字缺之者更夥。”[58]刘师培也认为：“中国则不然，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今者中外大通，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他主张：“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59]这些论述反映出晚清社会对新词汇的需求。
鸦片战争后成立的诸多翻译出版机构、新学堂及服务于其中的中外学者，对于新词汇的引进和创造做出重大贡献。墨海书馆、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的西书汇集、使用了大量新名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严复、林纾、伟烈亚力、傅兰雅、林乐知等中外学者都为新名词的引进创造做出积极努力。晚清时期新词汇的形成与外来学术文化的传播、中国社会变化的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者要受后者的制约。大致而言，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形成的新词汇主要来源于欧美国家，反映的内容以自然科学、经济技术和军事术语为主，也有一些社会政治、日常生活方面的用语。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大量日本书籍的翻译，又从日本引进了一系列新词汇，进一步充实了中国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