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拼音运动是晚清语言文字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当时，人们把拼音字母称为“切音字”，又称切音字运动。它的基本内容就是吸收西方语言字母拼音的方法，改进中国文字传统拼音法——反切法，把“难于辨、难于解、难于用”的汉语改革成易认、易记、易读、易写的语言体系。
反切法又称“翻切”，是中国传统的文字拼音法。其方法是用两个字的音来决定第三个字的音。古人用这种方法给文献上难读的文字注音，使读者通过认识的字读出不认识的字来。然而，到了近代以后，这种古老的文字拼音方法暴露出它的落后性，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一大障碍，亟待改革。它的突出缺点是拼音不甚准确，方法繁琐，使用不便。刘孟扬指出：中国语言文字之“穷”，“非穷于义，盖穷于音也。”人们“所以不能尽识者，以其非音标字耳”。因为文字皆“由音生义，音辨而义自明”，而中国语言“一字或兼数音，一音或兼数义，绝不能专以求音”。[28]这些话道出了改革旧拼音法的必要性。既然旧拼音法已难适用，就必须创立新的拼音方法，于是从19世纪90年代起，改革中国文字拼音方法的汉语拼音运动蓬勃兴起。1892年卢戆章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第一本切音字著作，也是近代出现的第一个汉语拼音改革方案。在此后的20年间，各地人士提出的汉字拼音方案多达28个，[29]详见以下图表：
清末汉语拼音方案一览表
如果从采用字母形体的角度来看，可以把上述28种方案分成以下四类：
第二类属于采用速记符号的方案。提出此类方案者有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人。蔡锡勇是提出此类方案的第一人。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入同文馆，通外文，后随陈兰彬出使美国、秘鲁等国，当过参赞。在美国时，他对西人速记术发生兴趣，使用它来拟制汉语的拼音方案，经多年潜心研究，写成《传音快字》一书，提出了自己的文字改革方案。蔡氏的方案是用西洋的速记符号来作为拼音字母，故称为“快字”。其中包括24个声母（他称为“声”）、32个韵母（他称为“韵”），共计56个符号。声母用的是横、直、斜、正、粗、细的“矢”（直线），韵母用的是“小弧、小点、小画”，拼音方法是一声一韵，两笔相连，切成一音，属于双拼制，用于拼读、拼写北方语音。在清末各种切音字方案中，拼北方语音和拼写北方话的，这是第一种。王炳耀提出的拼音方案也颇具特色。1897年王炳耀写的《拼音字谱》在香港出版。该书虽然采用速记符号，但是另外还用拉丁字母对音，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的方案。拼音符号的构造是“以一画开天地为音母，或竖之，横之，斜之，折之，或拼合变化之，成韵母字；运一成象为太极，或直判，横判，十字判，为快笔声母”[32]。在晚清拼音改革方案中，最早使用“声母”、“韵母”这两个名称的要算王氏的这本书了。
第三类属于采用汉字笔画的方案。这类方案的提出者主要有吴敬恒、王照、陈虬、李元勋、刘孟扬（方案一）、劳乃宣、杨琼、田廷俊、卢戆章（方案二）、马体乾、章太炎、宋恕、黄虚白（方案一）、郑东湖等人，共提出14个方案，在清末28个汉语拼音改革方案中占了整整一半，是拼音改革中影响最大的一类方案。这类方案既吸收了西文拼音方法的优点，又照顾到汉字的传统表现习惯和约定俗成的特点，群众基础较为广泛。在这类方案中，王照和劳乃宣提出的方案比较具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