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出版至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历史地位。它最突出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用西方语法理论系统地研究中国古代汉语，总结其语法规律，开辟了中国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先河，为后来的语言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马氏文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地讲语法的书”。他还肯定了该书有三方面的优点：（1）广搜例句，“《文通》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大约有七千到八千句，比它后出来的讲古汉语语法的书好像还没有一本里边的例句有它的多”；（2）寻求规律，“《文通》的作者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他要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3）结合修辞，“《文通》的作者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45]这些评价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作为晚清最早的一部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和不足，对有些问题的论述过于拘泥于西方语言语法规则，简单地把它照搬于中国语言体系内，显得十分生硬、累赘，如他在“词”之外，再立“次”的概念，就是模仿西文文法中的“格”，造成概念上的叠床架屋。此外，在字词分类、阐释上也多有不当之处，但这些欠缺远远不能与它的成就相比。
20世纪初，中国学界涌现出更多关心、探讨中国语法改革的学者。章太炎、刘师培、章士钊等人更不待言，就连职业革命家宋教仁亦热衷于此道。
1904年至1907年，宋教仁旅居日本。他在从事革命活动之余，始终关注着汉语改革问题。他在日本购买了大量关于语言文字方面的书籍，如《汉文典》《马氏文通》《日本神字考》《东语完璧》《英文典》《华英字典》《汉和大字典》《英语动词活法要览》《东文汉洋轨范》《英语发音之误》《音韵考》《发音学讲话》《古今韵考》《上海语文典》等，共计30余种，认真阅读，潜心研究。他对中外语言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忽视对语法的研究，这种局面亟待改变。他说：“余思中国汉文向无文法书，即日本人稍有作者，亦多不尽详细（大抵不解语言学比较之故也），须我国人自行研究作为此等之书方可。”关于汉语语法问题，宋教仁曾作过原则性的论述，指出：
中国文字原为一字一音、一义，故无所谓字母，惟以字为单位而已（外国文字以字母拼成，已拼成之后即为一词，与中国之字不同，故外国文法无字之分类，唯有词之分类），则文法上自当从字始，以为分类之单位（如动字、静字之称）。积字成词，而后有词之分类（如动词、名词之称）。积词成句，而后有句之分类（如动句、接续句之称）。积句成语，而后有语之分类（如起语、承语之称）。积语成文，积文成章，而文法之事完矣。词之分类，现今各国文法已详，汉文或稍有特别处，须另为改易，然大概已具矣。字之分类则各国皆无之，而独为特别不同之法，句与语之分类则各国虽有之，而亦无精确相当之规，此皆当旁征中外，博引古今，而详细撰定之者也。[46]
他还对汉语体系作了新的设计，具体构成如下[47]：
在他设计的这个语言结构中，语法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纠正了古代汉语重文字训诂、轻语法语规的偏颇。为了实现编纂新的汉语学专著的夙愿，他从1907年初起着手编写《汉文学讲义》，[48]用新的观点和体例系统论述汉语的文字学、文法学和文章学。写完的部分有：第一章总论、第二章文字学中的三节，即第一节“形体之起源”、第二节“形体之构造”、第三节“音韵、音韵之分别、音韵之和谐”等。未久，他因回国参加反清革命，不得不罢笔停书，使该书成为永远的待续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