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语语法的初步探索
语法是语言构成的法则，属于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从历史上看，汉语语法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发生着缓慢的变化。上古时期的汉语形态不够完备，中古以后逐渐趋向完善，形成一些语法法则。毋庸讳言，在我国古代时期，语言文字的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然而，这些成就主要集中反映在文字、训诂、音韵这三个方面，而对语法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清代文字学向称发达，成就卓著，但涉及语法问题的只有《助字辨略》（刘淇著）、《经传释词》（王引之著）等少数几种。语法研究的落后状况成为中国古代汉语发展的一个障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开始了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时代。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西方文化种种现象吸引了中国知识分子，引起了他们研究的兴趣。在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学引进中，除了出版大量西方自然科学和生产工艺方面的书籍外，还有介绍西方文法的书籍。1877年北京同文馆教习汪凤藻翻译出版了《英文举隅》（EnglishGrammar，又译为《文法举隅》，丁韪良鉴定），系统地介绍了英语语法。曾纪泽为之作序，称其：“名目纲领，大致已备，亦急就之奇觚，启蒙之要帙也。”在当时，“中外多闻强识之士，为合璧字典数十百种。或以典（点）画多少为经，或以音韵为目，或以西洋字母为序，亦既详且博矣。然而说字义者多，读文法者少”。[39]《英文举隅》的出版为国人了解西文语法提供了一个样本。1896年出版的《盛世元音》（沈学著）在论述汉语拼音改革的时候提到词类的划分问题，指出：“泰西分字义为九类，余并助语、补接、叹息为‘动作’一类（英文‘浮勃’）：如与、及、在、于、吁、噫、吟、咏、飞、潜、游泳等活字。指名、等级、区类为‘形容’一类（英文‘阿及底胡’）：如尔、我、他、慢、彼、此、大、小、方、园、红、绿等虚字。‘名号’自成一类：如中国、沈学、笔、墨等实字（英文‘囊’）。”[40]尽管他没有展开叙述，词类划分亦非完善，但却较早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年后，马建忠写出了《马氏文通》，对汉语词类划分乃至整个语法改革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幼年随家迁徙，在上海读书，学习英文、法文、拉丁文及外国史地、自然科学。1876年，他以郎中身份被清政府派赴法国留学，兼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回国后，入李鸿章幕府，助办洋务，曾去印度、朝鲜处理有关事务，担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等职。由于他通晓多种西方语言，因此他对西方语言及语法改革等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他说：西方语言“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遂使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自不待言矣”。[41]基于这种认识，他以十余年的工夫，潜心研究汉语语法改革问题，“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42]写成《马氏文通》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