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又称考据学、朴学，是清代儒学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清代汉学肇端于顾炎武，后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发挥，初具规模。至乾嘉年间，清代汉学达到鼎盛时期，成为学界中的显学。此期汉学虽然取得可观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如脱离实际、琐屑拘执，崇古复古等，引起士人们的不满。嘉道以后，由于汉学自身弊端和矛盾的发展，再加上今文经学、理学、诸子学、经世之学的相继兴起，使得曾经盛极一时的汉学走上衰落的道路。尽管如此，晚清汉学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着重要的学术地位，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汉学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士大夫中有广泛的基础；二是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包括皇帝和曾国藩、张之洞等显官的支持，得以继续发展。曾国藩等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广设书局，采访遗书，刊印经史图籍，惠栋、戴震、王念孙等汉学大师的著作亦被刊刻出版，为日趋衰落的汉学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王先谦像
由于上述原因，晚清时期，汉学仍然保持着一个庞大的作者群，著述如林，成绩斐然。光绪时，江苏学政王先谦辑成《续皇清经解》，蒐集乾嘉后的经学名著，兼收阮刻《皇清经解》[8]于乾嘉前所遗漏者，计收书209部，1430卷，作者113家。《续皇清经解》在收录书种、卷数和作者人数上，都超过《皇清经解》所录。可见，汉学在晚清的声势仍然余威尚炽。从学术内容上看，晚清汉学的主要成就集中表现在经学和小学两个方面。
经学方面：《易》《书》《礼》《诗》《春秋》等儒家经典，是汉学家们研究的持久不衰的主题。晚清以前，汉学家对《易经》《尚书》的研究达到较高水平。在晚清，虽然有刘毓崧写了《周易旧疏考证》、黄式三写了《易释》、成孺写了《尚书历谱》等，但都影响不大。相对说来，晚清汉学对《诗经》《礼经》和《春秋》的研究则取得可观的成就。
关于《诗经》的研究有三位学者成绩突出，他们是胡承珙（1832年去世，著《毛诗后笺》）、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著《诗毛氏传疏》）等。丁晏的《毛郑诗释》也是治诗名篇。在《礼经》研究方面，影响较大者有丁晏（著《仪礼释注》）、郑珍（著《仪礼私笺》）、郭嵩焘（著《礼记质疑》）、陈乔枞（著《礼记郑读考》）、胡培翚（著《仪礼正义》）等。这些著作对《仪礼》和《礼记》都作了不同程度的阐述，不乏学术创见。《三礼》当中，对《周礼》的研究成就突出。晚清以前虽有专治《周礼》的著作，但多为局部性的研究，缺少通贯全局的综合研究专著。晚清的黄以周、孙诒让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和《周礼政要》等书，均为总结性的治《周礼》名著。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博采汉唐以来迄乾嘉诸经儒旧说，参互译证，以发郑注之渊奥，裨贾疏之遗阙。其于古制疏通证明，较之旧疏实为淹贯”。[9]深受学界称道。《春秋》是孔子唯一的著作。汉代解释《春秋》的有《左传》《谷梁传》和《公羊传》三家。汉以后，《公羊传》因失传而成绝学，《谷梁传》也久称孤微，传下来的只有《左传》。在晚清，对《春秋》三传的研究均有大的进展。《公羊传》《谷梁传》均为今文经学的经典，暂且不论，治汉学者则尊《左传》。清代学者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很多，其中刘文淇祖孙三代治《左传》的影响较大。刘文淇积40年之功为撰著《左传旧注疏证》而努力，书未完成而去世。其子毓崧、孙寿曾相继编著，但仅编至“襄公五年”为止，全书仍未编完，书稿已达80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