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看到，乾嘉时代的汉学家并不全都对程朱理学采取水火不相容的敌视态度。戴震、章学诚等固然激烈排宋，而惠栋、江永等人则主张兴汉学而不废宋学，这就在学术营垒中给宋学留下了一定的斡旋空间。
嘉道年间，程朱理学出现了“复兴”的迹象，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了区域性的理学群体，突出的地区有3个，即关中地区、皖南地区和湖湘地区。
关中地区原是宋代理学四大流派之一的关学的发源地。讲求理学的风气在关中学者群中代代相传。嘉道时，关中倡导理学的代表人物有李元春、路德等人。李元春治学恪守程朱家法，以诚敬为本，兼顾本末、体用。他注重分辨学术上的是非，尊崇朱子之学为正学，鄙薄华而不实的辞章八股为俗学。他带出众多弟子，能传其学者有贺瑞麟、杨树椿等人，都是同光时期关中倡导理学的后劲人物。
理学在安徽地区的发展主要借助了桐城派的声势。桐城派虽然是一个文学派别，但恪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反对汉学对宋学的排斥。其代表人物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种学术一体多用，并行不悖。姚鼐的弟子方东树、姚莹、梅曾亮、管同等，都是活跃在道光、咸丰时期力倡理学的著名学者。尤其是方东树写的《汉学商兑》，全面而尖刻地抨击汉学，为程朱理学的振兴鸣锣开道，使延绵于清代学界多年的汉宋之争出现了新变化，开始了宋学对汉学的反击，改变了宋学在汉宋对峙中的守势地位。
湖南地区是晚清理学发展最活跃的一个区域。以岳麓书院为首的湖湘书院讲堂，大都比较重视传习理学，并从中培养出一批崇儒卫道的文人学士。湖南理学士人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义理与经世相结合。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就教诸生明习时务，嘉道年间的能臣严如熤就出于其门下。贺长龄在魏源的协助下编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强调恪守孔孟程朱之学和学以致用的原则，体现了“义理经济”合一的精神。这部书在湖南士人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时间，“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6]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理学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湘籍理学大师唐鉴曾在1841年任太常寺卿，一些向慕理学的京官从其就读。其中著名者有倭仁、吴廷栋、曾国藩、吕贤基、何桂珍、窦垿、邵懿辰等人，在北京的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一个颇具影响的理学群体。这些人在后来几乎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中兴”的骨干人物。唐鉴在京师的讲学活动为理学“中兴”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曾国藩像
直隶：李鸿藻、王用诰；
河南：刘廷诏、苏源生、李棠阶、王检心；
陕西：贺瑞麟、杨树椿、柏景伟；
山西：薛于瑛；
安徽：吴廷栋、夏炘、夏炯、苏惇元、方宗诚、方潜、杨德亨、何慎珍；
江苏：刘熙载、成孺、廖寿丰；
浙江：宗稷辰、邵懿辰、高钧儒、朱一新；
江西：吴嘉宾、刘绎、龙文彬；
山东：游百川；
福建：陈庆镛、林启；
四川：范泰衡、余焕文；
湖北：洪汝奎、万斛泉、宋鼎、冯礼藩、黄嗣东；
湖南：曾国藩、刘蓉、李元度、郭嵩焘、丁善庆、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钟近衡；
两广：龙启瑞、朱琦、朱次琦；
云南：何桂珍、窦垿；
吉林：于荫霖；
旗籍：倭仁、崇绮、徐桐。
这批人竭尽全力地为清王朝效劳，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释放出了巨大的能量，终于把太平天国革命之烈火扑灭下去，帮助清王朝渡过了难关，实现了所谓“咸同中兴”的局面。“咸同中兴”在学术上的表现就是所谓理学“中兴”。
二、衰落中的晚清汉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