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程朱理学的“复兴”
嘉道年间，是清代学术的转换时期。冷落了近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开始从发展的低谷走向复兴，而曾经红极一时的汉学则不断受到人们指责，走上衰败的道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决定的。
自乾隆朝后期，清王朝统治危机开始暴露出来，到嘉道年间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整个国家出现了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衰败景象。有人把当时的中国社会比作一位病入膏肓、四肢麻痹的垂危之人，称：“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1]为了寻找解决国家社会危机的办法，有识之士积极进行思想上的反省。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用传统儒家“德治教化”的观点及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自然得出了国家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的结论，而道德、人心、风俗的败坏又在于“正学不昌”，即乾嘉汉学排斥了程朱理学。学者潘德舆说：“程朱二子之学，今之宗之罕矣。其宗之者率七八十年以前之人，近则目为迂疏空滞而薄之，人心风俗之患不可不察也。……而七八十年来，学者崇汉唐之解经与百家之杂说，转视二子不足道，无怪其制行之日趋于功利邪癖，而不自知也。”[2]在他们看来：“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3]所谓“恃学术”指的就是依靠程朱理学。正如陕西理学家李元春所说：“独宋程朱诸子，倡明正学而得其精。通世顾横诋之亦大可惑矣。”[4]在他看来，在各种学术中只有程朱理学独得圣贤之学的精蕴，才具有充当“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的资格。
关于调整学术的呼唤，不仅出现在民间，而且反映在社会上层。嘉道两朝的统治者一改过去推崇考据学的旧调，开始强调提倡程朱理学的重要作用。嘉庆曾命令侍臣在经筵进讲之时，增加讲授程朱理学的内容，以作提倡“正学”的示范。他训诫皇子“唯当讲明正学，以涵养德性，通达事理为务”[5]。所谓“正学”便是程朱理学的代名词。道光不仅号召士人学子多读程朱之书，而且还把清初理学名臣汤斌从祀文庙，以示对理学的奖掖。统治者的倡导对于当时学术风气的转换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学术自身发展状况来看，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原来风行于学坛的考据学已成强弩之末，它所具有的琐碎、褊狭、拙于思辨、漠视现实等缺陷和弊端积重难返，引起众多学者的不满，失去了往日那种对士子的吸引力。由于考据学作为乾嘉时代主流学派的地位发生动摇，再加上文字狱**过后出现的略微松动的政治局面，学术界开始活跃起来，原来被压抑或者受到排斥的学派开始萌动、复活，以充实主流学派衰退后的学术领域。这些开始萌动、复活的学派主要有今文经学、陆王心学、诸子学及程朱理学。就当时情况而言，在学术基础、社会影响、实力和政治地位等方面，程朱理学占有很大优势。明清时期，程朱理学已经渗透到文化教育的各个领域。由于科举考试题目主要从《四书》中挑选，所论内容也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则，这就迫使人们必须从初学阶段起诵读程朱的著述，接受其说。另外，程朱理学还占据着书院的教育阵地，像湖南岳麓书院等学府，一直保持着讲习理学的学术传统，即使在考据学最风行的年代，这种治学传统也未改变。由于这些原因，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一些讲求理学的学者，固守着自己的学术阵地，如福建的阴承方、孟超然；江苏的王懋竑、任瑷、朱泽沄；直隶的王植；陕西的孙景烈、刘绍攽；湖南的罗典；贵州的陈法等。他们不愿随波逐流，以宏扬程朱理学为己任，与汉学分庭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