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出现了语言文字改革的新形势。晚清语言文字改革局面的形成不仅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产物，而且也是历史上中国语言文字改革传统的继续。
中国语言文字尽管源远流长，丰富多彩，但也有着笔画繁、读音杂的不足，不如拼音文字简易好学。这个问题很早就被有识之士所认识。顾炎武《日知录》记载：“外国之巧，在文书简，简故速；中国之患，在文书繁，繁故迟。”[8]明清之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为了克服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开始用罗马字母拼注汉字读音。他们的这种做法引起了当时及后来一些学者的注意。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人都因受他们的启发而先后提出改革汉字的主张。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变革面前，传统文化的许多方面已经暴露出它们的落后性，不能再适应新变局的需要，提出了变革的要求。语言文字改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文字改革的问题。龚自珍在《拟上今方言表》中写道：“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9]这是晚清较早提出的用新法给汉字注音的主张。他还打算搜罗中国各省方言及满洲、高丽、蒙古及喀尔喀等语言，编纂《今方言》一书。书虽未编成，但却提出了以拼音改革文字，并经由拼音来统一语言的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来华的西方人士，或者为了在华传教，或者为了开辟在华的贸易、外交、经营及其他事业，也在摸索、创制汉语注音方法，以扫除语言障碍。1867年，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出版了他的《语言自迩集》。这是一本京音官话课本，起初只用作使馆人员学习汉语的注音工具，后来成为音译中国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称的通用拼法，直至今天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西方人创制汉语拼音，并不是帮助中国进行文字改革，而是为其对华文化渗透服务，但在客观上却使一些中国人认识到，汉语也可以用拼音文字来书写记忆，从而启迪了汉字改革的新途径。
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90年代以前是晚清汉字改革的准备阶段。从士大夫、下层民众及来华外国人等几个不同的社会集团，都发出汉字改革的呼声或信息。这是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必然性的反映。不过这种呼声和信息在当时是零星的、微弱的，没有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行动。
从19世纪90年代至清王朝垮台是晚清文字改革的兴起、发展和**阶段。1892年（光绪十八年）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一目了然初阶》。这是晚清时期第一种切音字方案和第一本切音字著作，标志着语言文字改革的正式展开。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深，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变法成为全国性的政治要求。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下，语言文字改革迅速走向**，很快形成了全面性改革的新局面。此期的汉语改革不仅表现为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而且还表现在许多改革方案的具体实施上；不仅有民间的积极活动，而且也得到官方的响应。改革涉及的内容也相当广泛，包括推行“切音字”，用新法识记汉字，简化汉字，完善汉语语法和标点，采用新词汇，推行“官话”，统一语言等方面。这些改革较为深刻地触动了传统汉语的旧结构，以新的原则和内容为古老的汉语注入活力，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字向近代化的方向转变。
晚清时期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字改革与社会变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语言文字的改革不是孤立存在，单独开展，而是和“文界革命”、教育革命、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同步展开，形成相辅相成之势，成为晚清资产阶级社会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变革为语言文字的改革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语言文字的改革反过来深化了社会变革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