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是“天道”、“天理”的一统天下，“变易”思想贯穿始终。从“理”、“气”之间的关系而言，首先是关于天道观的问题，其次是变易观的问题。从变易观来看，中国古代哲学家达到了什么水平呢？王夫之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1]，可见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人道也是发展变化的。在这里，王夫之继承并发挥了荀子、柳宗元的变易观，认为不能用天命和自然现象的变异来解释社会的治乱，而应从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势因乎时，理因乎势”，时代不同，历史就有不同的发展趋势，因而就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规律。那么，历史发展变化的规律究竟是什么？历史发展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王夫之、黄宗羲以至章学诚都还不能作出科学的回答。迨至晚清，龚自珍、魏源等人力图从传统的“天道”观中寻找答案，但都是从传统到传统，未能有更新的变化。说到“道器”观方面的变化，只是在“器”中加入了西方科技的内容，但思维模式仍是旧的。晚清“道器”观的变化在洋务时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中体西用”论，而“中体西用”论则反映了传统“变易”观的发展变化，比较清楚地说明了王夫之等哲学家不能说明的问题。
在龚自珍的哲学体系中，最富生气的就是他的“变”的思想。龚自珍认为，古往今来的一切客观事物、典章制度、风俗习惯都是不断变化的。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2]指出“法”“势”“事例”“风气”都要随着时势的发展而改变，只有这样，“法”才不弊，“势”才不重，从而提出了“变法”的思想主张。以典章制度而言，前一朝代衰败，新兴朝代就要改变它，并起而代之，这是变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龚自珍说：“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代之败耶？”[3]可见，龚自珍提出了历史在变革中不断发展变化的思想，主张与其被他人所革，不如“自改革”，强调变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在龚自珍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在不断的变革中发展的。他根据“公羊三世说”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治世”“乱世”“衰世”，并指出：“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太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4]。这就是说，不仅春秋二百四十年分为三世，而且每天、每年、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分为三世，整个历史发展过程都可以分为三世，由此得出结论说：“万物之数括于三”，一个瓜、一个枣、一个枣核都可以概括为“初、中、终”，认为“哀乐、爱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昼夜相承，天之反也。万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5]。龚自珍的这一结论，包含着事物的变化是对立的展开的辩证法思想，而其中“三而如初”的说法却是历史循环论。在龚自珍看来，历史表现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循环，都是“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但总的趋势却是不断地变易，所以，他十分强调变易，但没有认识到“变”是前进运动的。
龚自珍从“三世说”的历史观出发，认为当时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黑白、没有是非、没有善恶的“衰世”，是一个扼杀聪明才智、钳制人们思想的腐败黑暗的“衰世”，已经到了“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时候，一个新的社会即将到来，他期望“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6]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