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从此西方文化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历史的巨变，使近代中西文化交汇、冲撞及缘此而起的文化论争展现了全新的历史场景。洋务运动时期的“师夷”与“拒夷”之争；戊戌变法时期的“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民主平等与纲常名教之争；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争、“欧化”与“国粹”之争等大致反映了晚清时期文化论争的基本内容。无论是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康有为维新派主张的“君主立宪”，还是孙中山革命党人主张的“民主共和”，都可以看成是中国近代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集团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选择，具体地体现为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这条主线。因此，文化论争中所呈现出的纷繁复杂和激烈都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文化选择过程由于处于时间高度浓缩的社会巨变的时代条件下，致使文化选择主体所表现出的阶段性和时代性都极其鲜明。例如“师夷之长技”对于不思变通的“夷夏之辨”观来说具有进步性，但是当着社会进步需要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之时，“师夷长技”所维持的封建纲常名教与君主专制又明显地落后于自由平等与君主立宪的文化选择了。而在辛亥革命时期，主张保留清王朝而提倡君主立宪的落后性与主张推翻清王朝而提倡民主共和的进步性也是不言自明的。潮流奔腾、大浪淘沙，推陈出新，近代中西文化论争不断演进的过程，既生动地反映了近代先进人物为寻找救国真理所走过的漫长曲折的道路，同时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历程。
洋务运动时期关于“夷夏之辨”与“师夷长技”之间的论争涉及“拒夷”还是“师夷”的选择问题。持“夷夏之辨”文化观的顽固派和持“师夷长技”文化观的洋务派，都是封建统治集团营垒中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用什么方式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问题。洋务派能够正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处的国际地位，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需要出发，主张以变通的方式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军事、经济“长技”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与此相对，顽固派却无视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下所处的劣势，坚持用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看待已经变化了的中外形势，把西方各国仍视为历史上的“夷狄”，不承认它们有什么先进文明，排斥西方一切有益的东西。虽然他们的本意也是出于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却无力阻止西方势力对专制政体的任何冲击，更不能起到维护并长久延续封建统治的目的。由此可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目的相同，但由于采取不同的文化选择观，却产生截然不同的文化后果，这在文化史上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而洋务派文化选择所发生的客观后果也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即他们出于维护和巩固清王朝统治所采取的开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办洋务学堂，派留学生出国学习等措施，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过程中迈出的一步，为新式知识群体的崛起创造了滋生的土壤和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