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之后，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志士通过报刊、学会、学堂等渠道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使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气象。守旧势力敏感地察觉出维新思想对“圣道”、“圣学”的危害性，便在“翼教”、“护圣”的旗帜下集结起来，对维新思潮进行“围剿”。他们的代表人物有洋务官僚张之洞，前国子监祭酒、长沙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及其弟子苏舆，湖南绅士叶德辉、曾廉等。苏舆编的《翼教丛编》和张之洞撰写的《劝学篇》是集中反映守旧派思想观点的两部代表作，在对维新思想的“围剿”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地区是湖南。1897年10月，维新派在长沙开办了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作为传播变法改制主张的基地。湖南的守旧势力对此极为忌恨，他们攻击时务学堂散布“异端邪说”、“图谋不轨”，要求当局整顿学堂，辞退梁启超等人。在湖南邵阳，维新志士樊锥竟被乡绅诬为“乱民”，驱逐出境。至于上书上奏要求清朝当局治罪维新派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从双方论争的内容来看，维新派与守旧派已经就文化的深层问题展开论辩。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二是民权说与三纲五常之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中国近代文化思想从学习“西艺”到探求“西政”转进的轨迹。
二、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之争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号，大声疾呼要“变法自强”。维新派的“变法”是要变革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在中国建立起类似英国、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康有为在许多著述中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为维新运动定下了政治基调。康有为早在有名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就提出君主专制导致的上下隔绝、民情不通的“壅塞”病症，建议在全国每十万户公举“议郎”一名，参与国家“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建立起“君民同体，情宜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21]的政治局面。他在《上清帝第七书》中也同样认为现在的君主专制弊病太多，需要改革，说：“考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22]他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欧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康有为的这种政体改革思想得到许多开明知识分子的拥护，影响越来越大。维新派掌握的舆论工具《时务报》《湘报》《国闻报》等报纸，不断刊登鼓吹设议院、变政体的文章，如梁启超的《古议院考》《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唐才常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严复的《辟韩》《原强》等文章，都是阐述政体改革和民权政治的重要作品。
在封建皇权时代，皇帝、君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权威，对他们的任何不恭都是“大逆不道”的犯罪行为，更不要说抨击、否定君主专制了。维新派用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的主张自然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惧和仇恨，遭到他们的群起围攻。守旧派或者上告当局，或者撰述文章，攻击维新派的“变政”主张，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君权。由于新旧双方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他们在思想上的对立也水火不相容，使论争显得格外激烈。下面是梁启超和叶德辉的一段精彩对阵。任长沙时务学堂教习的梁启超在学生课艺的批语中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宣传民权的议论，叶德辉获得后逐条批驳，字里行间表现出新旧势力间的尖锐冲突：
梁启超认为变法应从皇帝降尊始，废除跪拜之礼。叶德辉批驳道：“此言竟欲易中国跪拜之礼为西人鞠躬，居然请天子降尊，悖妄已极。”
梁启超认为《春秋》包含了六经中论述民权的材料。叶德辉批驳道：“民有权，上无权矣。欲附会六经，六经安有此说？”
梁说：“臣佐君为义”是令人甘为奴隶。叶批驳道：“此教人不必尽忠。无人心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