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派文化观中，除了有孙中山、章太炎代表的正统文化观外，还有以《新世纪》派为代表的激进的“欧化”派文化观、以《国粹学报》派为代表的“国粹”派文化观，从而使这一时期的文化论争，既有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要不要实行民主共和的论争，又有革命派内部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围绕着“欧化”与“国粹”问题进行的论争。
二、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文化论争
革命派与改良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的两大政治派别。革命派的形成和发展，与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在实现民主共和的旗帜下，中国形成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5年孙中山把几个主要的革命团体统一起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组织。改良派的前身是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派，康有为是该派的领袖。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他并没有从失败中接受教训，仍然寄希望于光绪皇帝重掌大权，坚持已经破了产的改良主义道路。康有为在戊戌维新时期曾经是充满革新锐气的维新领袖，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已经过时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这就落后于时代了。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仅拒绝与革命派合作，而且公开与革命派为敌，散布保皇复辟、反对革命的种种论调，竭力美化和吹捧封建旧文化和旧制度，成为民主革命潮流发展的绊脚石。为了在思想上澄清改良派造成的混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得不对改良派的思想观点进行清算，揭开了双方论争的序幕。
在1905年以前，革命派与改良派围绕着要不要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辩论。到1905年夏秋之际，同盟会成立及其机关刊物《民报》创刊后，双方论战全面展开，进入**。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涉及问题之多、斗争之激烈，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罕见的场景。据不完全统计，双方投入这场论争的报刊多达20余种。革命派的主要舆论工具是《民报》，参与论战的主要撰稿人有孙中山、章太炎、陈天华、宋教仁、朱执信等。改良派的主要舆论阵地是《新民丛报》，在论战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康有为、梁启超。双方论辩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关于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的论争。
革命派认为，共和制是近代政治制度中最理想的制度。陈天华说：“近世言政治比较者，自非有国拘流梏之见存，则莫不曰：共和善，共和善。”中国“而求乎最美最宜之政体，亦莫共和若”。[31]在他们看来，仅仅实行推翻满洲贵族压迫的民族革命是不够的，还不能改变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实行以民主共和为纲领的民主革命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民主共和制度真正体现了“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能够恢复国民固有的人权，全面体现“民意”。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可以“除专制政治之压制”，“摧破专制政体”，“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32]。
革命派论争的主要报刊《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