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化选择
从1901年到1911年的10年间，是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清王朝对内横施暴虐，对外摇尾乞怜的丑恶行径，充分证明它已经腐败透顶，完全堕落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在中国驻扎军队，强租土地，掠夺资源，乃至直接出兵在中国的领土上互相厮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唤醒了人民，激励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决心，同时也为中国人在这个时期对文化出路的探索添加了新的动力。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清王朝的腐败堕落，使许多一度相信过改良主义的人从梦幻中惊醒，转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树起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在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战线上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领导了这个时期的历史潮流。因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是20世纪最初10年间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流。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的壮大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提供了新的社会力量。许多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报刊、学堂、译书等途径，把欧美、日本等国的新知识、新理论、新学派输入国内，形成近代史上西学传播的一个高峰。引进的内容不仅有大量的自然科学，而且还有各种人文科学，而西方的各种社会思潮，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哲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都被介绍进来。西学的大量输入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给国人深入探讨中西文化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法。西学思潮又与剧烈动**的社会相呼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观念。“欧化”论有之，“国粹”论有之，守旧与维新、改良与革命……各种观点纷纷登场，相互冲撞，呈现出一幅斑斓驳杂、纷纭多变的历史画卷。思想观点尽管形形色色，但所讨论的问题依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相撞相融问题。正如《浙江潮》刊登的一篇文章所说：“十九世纪者，东西文明之抵触之时代也。物质之文明由欧而入亚，灵性之文明自亚而之欧。两大潮流相击相触，发为雄声奇彩，以震眩此世界。……此二十世纪，将融合浑化而生一光被全球之大文明欤！”[29]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论争，就是这两大文明“相击相触”而迸发出的耀眼火花。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流文化观主要以孙中山和章太炎等人的主张为代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主张的理论表现，也是这个派别进步文化观念的集中反映。孙中山不仅从政治上彻底否定了封建帝制，批判了帝王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战斗性，同时他还努力地保留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如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爱国主义及大同理想都被他继承下来，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成分。孙中山还用积极进取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力求吸取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他不仅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共和国政治方案，而且还吸收了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些观点。孙中山自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创获而独见者。”[30]这段话明确地表白了他自己文化观的思想来源。在他的主张中既处处洋溢着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光彩，又留下不少与传统文化妥协的痕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则是位具有深厚经学根底的思想家。他推崇“国粹”，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他虽提倡民权平等，但却反对“委心向西”，而立意于弘扬“佛学”。他所梦寐以求的，是在继承祖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能够抵制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侵蚀的民族文化，推动正在艰难前进的民族解放事业。这就是他的文化观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