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汉学研究稍迟于法国，但在鸦片战争以后发展较快。牛津大学自1876年始设中国语文讲座。12年后，剑桥大学亦设汉学讲座。伦敦大学也附设东方语言学校，曼彻斯特大学有专门讲授中国历史的教授。在伦敦则成立了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并发行学会会报，刊登研究汉学之论文、讲稿、杂记等。其研究者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教士，如理雅各、苏熙洵等；一是外交官，如威妥玛、翟理斯等。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苏格兰人，毕业于阿伯丁学院，1837年后始习华语。1839年开始海外传教生涯，先在马六甲居住，任伦敦会在该地办的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书院迁至香港。19世纪70年代回国，在华时间长达30余年。归国后在牛津大学任教，任该校中国语文讲座的首任教授。作为一名传教士出身的汉学家，理雅各的主要贡献是中国古代典籍之英译。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理雅各开始研究和英译中国古代典籍的工作。从1861年出版《四书》的第1卷起，在此后25年间，陆续翻译出版的典籍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书经》《春秋》《礼记》《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名著，取名为《中国经典》。其中有的刊于香港，有的刊于欧洲。曾经参与走私鸦片的英商颠地及其他在华外商出钱资助这些译著的出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典籍的顺利翻译刊行，与中国学者王韬的大力协助密不可分。1862年王韬避难于香港，与理雅各结识。当时理氏欲将“中国经籍之精微通之于西国”[35]，正着手英译典籍，《四书》英文本作为《中国经典》的一卷、二卷已经在港出版，其他各经籍的翻译工作进展得艰巨而缓慢。王韬经学功底深厚，非一般传教士汉学家能望其项背。更何况他在上海墨海书馆有十几年与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经历。这样，有王韬的加盟，使理雅各主持的译书工作进度大大加快。经过两人近3年的努力，至1865年7月，《书经》译述宣告完竣，作为《中国经典》第3卷刊刻行世。随后，《诗经》英译本《中国经典》第4卷于1871年、《春秋》和《左传》译本《中国经典》第5卷于1872年相继发行。与其他中国古代典籍的译本相比，理雅各、王韬合作译成的《中国经典》，内容相对齐全，翻译水平较高，译文准确，文辞雅达。两位译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学者。理雅各是当时西方著名的汉学家，通晓汉文和儒经。王韬称他“学识高邃，经术湛深，每承讲论，皆有启发，于汉、唐、宋诸儒皆能辨别其门径，抉择其瑕瑜”[36]。王韬则“少承庭训，自九岁迄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37]时称“人中之龙，文中之虎”。[38]他们所具备的这些主观条件，堪称一流，从而确保了这套译书的质量和价值。正由于此，这套译书出版后受到西方汉学界的高度评价，以至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仍在欧洲被视作中国古代典籍的标准译本。理雅各、王韬对中国文化在海外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继王韬之后，辜鸿铭在1898年出版英译《论语》，1906年出版英译《中庸》，也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1818—1895）是英国外交官兼汉学家，曾担任英国驻华公使，参与过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他的政治活动不足为训，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则应予重视。他是剑桥大学汉学讲座的教授（1888年），著有《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编有《英汉字典》。所创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至今仍为研究汉学的外国人所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