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有了新的进展。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边疆领土造成的危机形势，使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之间的文化联系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晚清时期我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具有团结各族人民抗御帝国主义入侵、巩固边防的性质。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我国西藏地区，严重地威胁着我国边疆领土。而藏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仅就文化而言，不仅存在着语言、文字的隔膜，而且文化教育发展也不平衡。许多有识之士对此深表忧虑。清朝驻藏大臣联豫指出：“藏中汉番人数，虽属不少，然汉人之能解藏文者，奴才衙门中不过一二人；藏人之能识汉字者，则犹未一见。”[49]他的后任张荫棠也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指出：“语言、文字为祖国与属地联络枢纽，西藏内属三百年，语文不通，相视如秦越”；“办事致形隔膜。”[50]鉴于此情，清政府决定在川边藏区兴办文教。四川总督兼驻藏大臣赵尔丰说：川藏地区“所难行者，文字不知，语言未习……如欲去此扞格，非先从语言文字入手，不易为功。此学务之兴，所以万不可缓”。[51]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川边藏区的文化教育作为清末“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开展起来。
1907年，赵尔丰在巴塘设立关外学务局，任命度支部主事吴嘉谟为总办，聘请四川学人张卜冲等人为教习。学务局本着“开草昧而输以文明”[52]的宗旨，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汉藏文化发展的措施，如制定劝学与优待学生条例、广设汉语汉文学堂、培训师资、编印白话课本、设印刷局等。在藏民地区推行官话、汉话是川边藏区兴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他们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课本。如《励志歌》写道：“阴阳强弱无今古，女皇炼石天可补。不见魏木兰，从军替阿父；不见秦良玉，为国戡强虏。莫言巾帼无英雄，多少男儿不如女。”这类篇章思想内容积极向上，既使藏族地区人民了解了祖国的历史传统，又推动了官话汉话的普及，促进了川边藏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在清末的几年间，该地区创办学堂180余所，学生多达4000余名。除开办普通学校外，还在巴安、康定分设师范学校，雅江县创设蚕桑学校，邓科县设游牧改良所等[53]，使川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为藏族人民学习、吸收内地文化奠定了基础。赵尔丰曾考察巴塘地区办学情况，该地“男女学生等先学汉语，继学汉文，甫经三年，初等小学堂男女学生，竟能作数百言文字，余皆演试白话，解释字义。尤可嘉者，八九龄学生见人皆彬彬有礼，问以义务，皆知以忠君爱国为主。女学生更高自位置，以礼自持，不轻与人言笑”[54]。
回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回族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伊斯兰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的互相交往与融合。如北京的牛街礼拜寺、西安化觉巷清真寺、济宁西大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等建筑，都把伊斯兰文化艺术与汉族传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我国民族文化之间交融的结晶。可以说，我国回族形成发展的历史贯穿着回族文化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文化的交往。这种交往在晚清时期同样表现出来。
作为中国武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族武术在它形成的过程中既保持了自己的特点，又吸收了汉族传统武术的精华，自成体系。如回族武术中传统项目教门弹腿、八极拳、通臂劈挂拳、查拳等，都糅进了许多中国传统武术的招式打法。晚清著名的回族武术家有：买壮图（1829—1892）、王正谊（1854—1900）等。王正谊即有名的京师大侠——“大刀王五”，字子斌，河北人，对各种拳术、诸般器械无不精通，尤以双钩及大刀为绝技，被时人称为“双钩王五”、“大刀王五”。他一生行侠仗义，与维新志士谭嗣同交谊笃厚，后在义和团运动中抵抗八国联军英勇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