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与顽固派的分化，洋务思想与顽固思想的对立，成为这个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由此而引发了洋务运动期间的中西文化论争。其主要论争有：60年代后期的京师同文馆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争、80年代初期的修筑铁路之争及同期的派遣留学生之争。
一、京师同文馆之争
京师同文馆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先出现的一所洋务学堂，成立于1862年。当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挑选一些八旗子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培养外语人才，为着解决“与外国交涉事件”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的问题。懂得了要培养外语人才，这也算是一桩开风气的事体。不过由于清朝当局创办同文馆，仅仅是出于外交实用的考虑，在它开办之初，学生所学的西学知识非常有限。
受到守旧派反对的北京同文馆（旧址）
二、修筑铁路之争
顽固派方面首先出面反对的是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家骧。同年12月22日，他在奏折中提出修铁路有“三弊”：一是招来更多的外国人，埋下肇祸的隐患；二是毁坏大量田亩、房屋、坟墓、桥梁，伤人败物，滋扰民间；三是虚糜钱财，赔累无穷，加剧国家财政危机。[10]附和张家骧观点的，还有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等守旧官员。其中影响最恶劣的是刘锡鸿。刘锡鸿一度担任中国驻英副使，对西方文明有过亲身体验，但这并没有改变他那牢不可破的守旧观念。继张家骧上奏之后，刘锡鸿于1881年2月14日向清廷呈递一折，以知情者的身份大谈中国不宜修铁路的理由25条，即“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11]，诸如财政拮据，经费难筹；技术复杂，难于管理；取代驿站河运，夺民生计；车速太快，易生事故；洋货扩散，损害民业；洋人通行内地，混淆华夷界限；开山毁坟，破坏风水民俗，等等。而且声称铁路之害他在西洋已经耳闻目睹，件件确凿无疑。刘锡鸿是当时顽固派官僚中唯一涉足西洋的人物，这一点连不少洋务派也自认不如，这使他的言论具有颇大的鼓动性和迷惑性。
支持刘铭传建议的，有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洋务派地方大员。1880年12月1日，李鸿章上奏折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张家骧的观点。他指出“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粗而精，风尚由分而合，此天地自然之势”，修铁路有“九大利”，绝不是“用夷变夏”的坏事，而是“利国利民，可大可久”的富国强兵之道，并赞同刘铭传奏折提出的具体实施办法。[12]刘坤一在奏折中也表示赞同刘铭传修铁路的建议，但他又担心铁路修成后会“有妨民间生计”，减少厘金收入，建议清廷详审刘铭传的奏折，权衡利弊，谨慎行事。可见，修铁路一事在洋务派内部也还没有完全形成统一的看法。在顽固派反对舆论的影响下，1881年2月14日，清廷下达上谕否定了刘铭传的奏议。
三、遣派留学生之争
从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每年派30名幼童，由陈兰彬、容闳为正副领队率领赴美留学，四年共派出120名，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步操、制造等技术。这是近代中国向国外派留学生的开端。80年代初，留学生领队官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在领队官员中，正领队官、后任驻美公使的陈兰彬和学务监督吴嘉善都是“极顽固之旧学派”，对派遣留学之事早就心怀不满。副领队官、驻美副使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毕业生之一，思想开明，积极提倡和支持留学事业。由于思想倾向、志趣、政见的不同，以陈、吴为一方，以容闳为另一方，在留学生的问题上发生了矛盾。他们的主要分歧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