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随着欧美殖民主义的炮舰、鸦片涌入中国，其声势和规模则远远超过明末清初时西学东渐的水平。晚清的西方文化输入，就其知识性的内容而言，可以戊戌维新运动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主要输入西方自然科学及技术知识；在后一时期，新派知识分子开始注意介绍西方的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使西学传播别开生面，从而把晚清西学东渐推向了新的**。
一、西学东渐的新态势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最初的西学东渐应该从明末清初算起。在当时，以利玛窦、汤若望等人为代表的耶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介绍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容。然而，从总体上看，此期西学传播的规模、影响都非常有限。传播渠道主要通过译书来进行，而译书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于外国传教士之手。可以说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中国处于被动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西学东渐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化报刊的出现、新式学堂的创办、翻译出版机构的设立，大大拓宽了西学传播的渠道。由于晚清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动，一批初步受过近代教育，具有新式知识构成，并懂得外文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长起来，充当了译介西学的主要力量，打破了外国传教士对译书的垄断。从译介内容上来看，传入中国的西学经历了从片面介绍西方科技知识，到全面介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转变。这一切都说明，晚清的西学东渐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由外国传教士控制的被动局面，形成了全方位输入的新态势。
（一）西学传播途径的拓宽
晚清以前，包括明末清初，西学在华传播颇受限制，其传播渠道只有译书一途。晚清以后情况大变，出现了报刊、学堂、译书出版及人员交往等多种途径并举的传播态势。
报刊传播是晚清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中国的近代化报刊最初是由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创办的。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南洋马来半岛西岸的马六甲出版了一种名叫《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的报纸。这是东来的西方人创办的以中国人为读者的第一份中文报刊。然而，从此时到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传教士不仅数量少，而且活动区域有限，创办报刊为数不多。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国家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不断派遣教会组织及传教士来华，进行宗教和文化方面的渗透。为了扩大教会势力的影响，来华传教士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城市创办了一系列报刊。大致而言，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时间里，外国人在中国先后创办了近170种中、外文报刊，约占同期中国报刊总数的95％，其中大部分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个人创办的。[1]由外国传教士掌握的报刊尽管以宣传宗教为宗旨，但不少教会传教都以“以学证教”为原则，在传教的同时也附带介绍一些科学技术知识，这就使掌握在传教士手中的报刊成为传播西学知识的媒介。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开展（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出现了华人办报的热潮，使中国拥有的报刊数量大增。尤其在晚清最后10年，全国许多城市都创办了报刊。上海、北京、广州等政治中心城市及东南大都市自不待言，就连潮州、无锡、镇江、赣州、营口等中小城市也有报刊发行。这些报刊，无论是官办的，还是民办的，也无论是何种性质，它们的一个共同目的就是介绍各种世界新知，开启民智。在传播和介绍西学方面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报刊主要有以下几种：
《遐迩贯珍》，1853年9月由马礼逊教育会创办，中文月刊，1856年5月停刊，共出33期。初由麦都思主编，后奚礼尔、理雅各又先后主持。所刊内容有论说、新闻、通讯、寓言、图片等，其中有大量介绍西学及世界大势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