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还对崇文重才政策和风气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隋唐王朝承北周而来，尚武任侠之风特盛。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意识到可以弓马取天下，而不可以弓马治天下，守成要难于创业。所以，以唐太宗和魏征为首的统治集团制定了偃武修文的政策，这一政策为以后统治者所奉行。随着科举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对士人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27]。太宗在藩时网罗的秦府十八学士、武后设立的北门学士和玄宗创立的翰林学士，多为科举出身的文士。唐宣宗甚至自题殿柱曰“乡贡进士李某”[28]。在这种情况下，尚武任侠之风渐为重文尚才之风所替代。“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29]这就为宋代重文轻武政策的实行，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四、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与重大文化工程的开展
隋唐五代时期的诸王朝，在制定和颁布一系列重大的文化政策时，还逐步建立完善大一统的文化组织，以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同时还凭借大一统的文化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财力、人力、物力以及政权之力，组织和开展了一些重大文化工程的建设。
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完善主要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完备的学校制度
隋朝建立以后，在学校制度方面多所创制，中央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学、算学等，地方州县也普遍设置学校。到唐代形成了完备的“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弘文馆、崇文馆）的中央官学体系，另外在州县乡里也建立了完善的地方官学体系。与前代相比，隋唐学校制度有三大特点：一是学校教育为科举服务；二是专科教育，如算学、书法、法律等，开始确立；三是教育、研究、行政三者往往结合为一体，如弘文、崇文两馆兼任研究和行政任务，而太医署、太乐署等则兼有行政机关、研究所和学校的作用。
（二）设立史馆和实行宰相监修制度
隋文帝曾下诏禁止私人修撰史书，到唐代正式设立史馆，聚众修史，以重臣统领，从而强有力地以政权力量统一史学，把握史权。唐代史馆除了集中力量修成《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前代六史外，还建立了一套相当严密的征集史料制度，修成大量的《实录》《国史》等，这就为五代后晋时修成的《旧唐书》，提供了主要凭据。
（三）官天文研究制度
隋唐时期，政府设有太史局（亦称浑天监、司天台、太史监等），掌管天文，制定历法，其规模远远超过前代，仅属员就有千余人。集中了耿询、刘焯、李淳风、梁令瓒、傅仁均、僧一行等名流学者，利用天文官署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条件，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天文历算研究工作。仅历法的改定，隋就有四变，唐又有十改。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在僧一行的倡议下，还派人在全国12个地方成功实测子午线，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四）太医署的设立
太医署归太常寺领导，主管全国的医学教育和培养医学人才，隋时有二百多人，唐时增加到三百多人。分科细密，组织完备，在各州普设医药学校。唐高宗时，由政府组织二十余人修成《新修本草》，成为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修定颁布的药典。此外，隋唐时的医学机构还有归门下省领导的尚药局，负责宫廷医药事务。
（五）乐舞管理机构
主要有太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兼具行政、教育、研究职能。他们以政府的力量组织和征召了大批人才，开展了一系列音乐、舞蹈和散乐百戏的继承整理和推陈出新工作。这几个机构最盛时管理的乐舞艺人，多达几万人，集中了万宝常、李龟年、公孙大娘、李可及等著名艺人，整理成《七部乐》、《九部乐》、《十部乐》等宫廷乐舞，还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等一批大型乐舞，同时还组织了大规模的演出活动，如隋炀帝和唐玄宗时都曾组织过有几万人和十几万人参加的大型演出。将中国的音乐舞蹈艺术推向空前繁荣的高度。
（六）宗教管理机构
隋唐时期管理宗教事务的机构屡有变动，隋及唐初由鸿胪寺管理佛道事务，武则天时佛教归礼部下属机构祠部管理，唐玄宗时将道教归宗正寺管理，同时设立崇玄置和崇玄馆，开展道教研究工作。由政府出面组织宗教界人士、文人、学者，开展宗教典籍的整理和收集工作，在佛教方面，有隋文帝组织撰集的《众经目录》两部和抄经46藏，132086部；唐太宗曾在慈恩寺为玄奘组织有3000人参加的大型译场，译出经书75部1335卷。在道教方面，唐玄宗时在编成《一切道经音义》和《一切道经目》的基础上，编成《开元道藏》（又名《三洞琼纲》）。这在宗教发展史上，都是著名的盛事。
此外，翰林院也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管理组织，汇聚了词学、经术、僧道、卜祝、艺术、书弈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专门从事文化事业的创造和发明。还有内园和五坊，则集中了一批杂戏和体育人才，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开成石经
这些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建立和完善，在充分吸收民间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克服了个体科研所面临的势单力薄、孤立无援等一系列困难，创造出突出的文化成果。如文学、史学、科技、医药的发展，便在相当程度上受惠于大一统文化组织的强劲发展。政府动用国家的力量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文化工程建设，隋炀帝曾命虞世南等人撰成我国最早的类书之一《长洲玉镜》400卷，还广泛搜集、整理图书，按甲、乙、丙、丁四目，分统经、史、子、集四类，藏于东都观文殿书库。这种图书分类方法，为以后各朝所沿用。唐王朝建立以后，凭借政府的力量，组织修撰成《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还组织学者整理注释出“十部算经”，即《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周髀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对前代的数学成就进行了总结。大一统的文化组织所进行的最为引人注目的文化工程建设项目是，整理、注释、出版儒家经书，这就是初唐的孔颖达等人撰写的《五经正义》和颜师古等人编订的《五经定本》，唐文宗时郑覃等人又主持雕刻了《开成石经》，五代后唐时还雕版印刷了“九经”。经过这一系列举措，统一的儒学最终形成。由此可见，大一统的文化组织对于隋唐五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到这些组织也成为统治者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重要工具，这对于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