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是佛教宗派全面繁荣并臻于鼎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佛教由盛转衰、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期。针对佛教势力的膨胀，隋唐统治者曾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如隋王朝在提倡佛教的同时，又改革佛教的管理制度，加强中央对佛教机构的控制；唐高祖、太宗、玄宗，都曾限制和沙汰伪滥僧尼。但对佛教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唐武宗灭佛和周世宗抑佛。从这两次事件的本身来看，经济问题是造成灭佛行动的主要原因。唐武宗灭佛，下令拆毁寺庙四万五千余所，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婢十五万余人，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周世宗抑佛措施有勒令僧尼还俗和限制剃度出家，拆毁佛寺，并以铜佛像铸钱等。寺院经济遭受致命性打击。但这两次灭佛行动，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外，在文化发展，尤其是佛教发展方面，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武宗灭佛后，唐代生动活泼的佛教宗派全面繁盛的局面被抑制，之后除禅宗外，其他宗派大都一蹶不振或中断流传，而众多的外来宗教也遭到毁灭性打击。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周世宗抑佛后，原来仅得以勉强维持的北方佛教，更趋衰微。隋唐统治者所奉行的三教并行、多教共存的政策，发生了倾斜。这就为儒学的复兴和宋明理学的崛起，及其被定为一尊，开启了先河。
三、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崇文重才政策的形成
科举制度创制于隋而健全于唐，废止于晚清，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选士拔官制度达一千多年之久。它是针对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流弊而建立的。在这种制度下，学校及社会教育、官员的升擢任免，都服从于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与培育人才的标准和要求一致起来。不仅促进了唐代教育的发展，而且使隋唐政权具有相当的开放性。
隋文帝建立隋朝和统一中国以后，封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庶族寒门地主和自耕农阶层的力量迅速壮大。他们要求打破门阀世族把持政权的局面。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隋文帝宣布废除九品中正制，采取考试取士的办法。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确立。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进士科的创立，使科举制度趋于完善。
唐代科举制度延续隋制，而又有所创新。唐代科举制度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明书、道举、童子等科，其中以明经、进士最为重要。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平民子弟和官吏都可以应试，不常举行，每次录取人数不过一二人或五六人，不占重要地位。此外，武则天时还创立了武举。
科举制的创立，使地主阶级全体成员，甚至还包括一些富裕的自耕农，在一定程度上，都有机会均等地通过考试来进入统治集团，从而有利于汇聚天下精英。每当开科取士之时，四方学子云集京师，赶考应试以博取功名。唐太宗曾欣喜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赵瑕写诗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26]大批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自耕农出身的读书人，由科举入仕，突破了门阀世胄对政治的垄断，造成了隋唐政权的开放性与流动性。
科举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促进了隋唐文化的全面繁荣。科举要求士子具有较全面的文化修养，诗、文、书、法得样样精通，才有可能中第。唐诗的全面繁荣、文体方面的革新、书法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传奇小说创作的风行，无不得益于科举的推动。一些专科性质的文化部门，如天文历算、法律、道教等，也受益于科举发展。科举制对学校教育的发展促进尤大，因为科举与学校关系十分密切。在科举制的推动下，教育向官学、私学以及书院的兴起等多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