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文化生动活泼局面的形成，还得益于统治者文化政策的推动。这一时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史上的重要转折阶段，文化的发展呈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的多元整合格局。顺应这一文化发展的潮流，统治者及时调整和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政策，促进了文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进一步发展。
一、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多教共存的政策
南北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斗争激烈，统治者或灭佛兴道，或舍道崇佛，或佛道同时受到抑制，宗教政策波动不定。到隋唐时期，终于形成三教鼎立的局面。统治集团为适应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及时调整了思想文化上的政策，改变了以往独尊一教的格局，实行三教并用的政策。虽然在个别问题和个别时期有所偏重，但从总体而言，利用三教、调和三教的总政策和总趋势基本上没有变。
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用的政策始于隋文帝。隋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杨坚从巩固中央集权和统一大业的着眼点出发，恢复了传统的以“儒学为本”的宗旨，加强儒家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他曾说过：“《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9]。将儒家的“孝道”，视为治国之本。他还令人立《五教》，即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等一系列儒家关于伦理关系的道德说教，使一度式微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开始复苏。他还总结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的经验教训，实行了兼容佛、道二教的宗教政策。他还在辅政时，即下令“复行佛、道二教”[10]；等到他代周建隋以后，立即下诏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二之门，贵老生一得之义。”[11]进一步表明了他佛、道二教并重的态度。但隋王朝在奉行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时，其侧重点在于扶持和振兴佛教，统治者也由崇佛逐渐发展到佞佛，其文化政策出现了倾斜，佞佛浪潮很快席卷全国。尽管如此，这种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还是对唐王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王朝建立以后，围绕着儒、释、道三教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争，傅奕先后七次上疏，坚决主张兴儒、道而排佛。统治集团经过慎重的抉择和考虑，决定继续奉行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唐太宗曾说：“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12]从而明确了儒学作为治国之根本的国策。同时，唐太宗还提倡佛、道二教，他又说道：“老君垂范，义在清虚；释迦贻训，则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风齐致。”[13]指出佛道对于安定社会、纯厚风俗的教化作用。至此，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文化政策被定为国策。太宗以后，不同的君主由于不同的原因，而在三教之中各有所侧重，但这一政策基本上得以贯彻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