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太宗修订《氏族志》，到武则天改修《姓氏录》，其意都在于以一个统一的文化标准来团结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打击门阀士族势力，扶植庶族地主势力，这对于当时社会阶层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唐后期，在经济上没落的门阀士族势力，在政治上成为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和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力量。这不能说不得益于文化观念上的改观。
而中唐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尤其是为祸最烈的河朔三镇，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原因外，与文化种族上的差异也有重要的关系。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化对于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稳定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文化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变更
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随着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以及世俗地主力量的壮大，逐渐取代了门阀地主，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由于世俗地主力量兴起时，正值国势衰微以及陷入空前战乱的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这种急剧的社会变更，强烈地反映出那个时代文化变迁的影响。
安史之乱以后，一方面由于藩镇割据，社会从繁荣安定陷入分裂动**的局面，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南方经济的崛起和发展，城市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在这种貌似繁华而实际虚弱的局面下，文化的发展也出现了一大流转。
对社会的急剧变迁感受强烈的文人士大夫们，在经历了迷惘、困惑而又满怀忧患的痛苦历程之后，一部分经世意识浓烈的士大夫在深刻反思封建统治危机的同时，相继在文化领域掀起了元、白新乐府运动，韩、柳古文运动以及啖、赵新经学运动。它们无不以传统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相标榜，交相推引，一个强劲的儒学文化复兴运动出现在中晚唐的思想界。另一部分士大夫，在社会剧变的强烈刺激下，突然感到自信心的崩溃与人生理想的破灭，为了寻求新的心理平衡，他们逃遁、退避于现实世界之外，转而到彼岸世界去寻觅内心世界的安宁与平静，这就是中唐以后风靡士林的狂热礼赞南宗禅的禅悦之风。文人士大夫们在参禅拜佛的同时，发现禅学与孟学的致思趋向极为相似，这就导致一些人开始自觉地把两者沟通起来，“援佛入儒”，“糅道入儒”，成为中唐以来儒学发展的一大趋势。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就是排佛最烈的韩门弟子李翱。
中唐以后兴起的儒学复兴运动和禅悦之风两大思潮相并流，促进了儒学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成为主导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意识的理学兴起的先声。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反映了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时，在文化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内重现一统局面的要求。宋明理学的构建正是适应这种变化而兴起的。
中唐以来，文化结构上的调整对当时社会的变更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援佛入儒、糅道入儒，佛、道思想的精华为儒学所吸收，进而推出新的统一文化意识的儒学新体系，所以隋及唐初统治者所确定的以儒学为正宗、三教并重的统治政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统治者对于佛教所起的教化作用和与儒学共佐王化的需求减少，而佛教势力与封建统治在经济和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却日趋激烈，最终导致了唐后期的武宗会昌灭佛和五代后周世宗的抑佛运动。会昌灭佛和世宗抑佛之后，佛教进一步衰落，更不能与儒学相抗衡，这就为统治者在统治政策上从三教并重到将理学定于一尊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这种文化结构上的调整，还对当时社会的开放性产生影响。中唐以来，社会的开放性逐渐减弱，盛大、热烈、欢快、明亮的文化局面逐渐趋向灰暗、压抑、衰弱、敏感的色调，封建统治的内敛性也逐渐增强，社会开始走向紧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