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文化的全面繁荣和发展，对当时以及后世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文化对隋及唐前期一统帝国的相继出现，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文化在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社会从繁荣安定走向分裂动**的急剧变化中，被深刻地打上了那个时代流转变迁的烙印。
一、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作用
隋王朝之所以能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征服和胜利外，还得益于文化上的推动作用。因为单纯政治、军事上的统一和征服，还不算是完整意义上的统一，只有实现文化上的统一，即使南北方人民从文化意识和文化心态上，有一种归属和认同感，才算真正实现了统一。
南北朝以来，各族人民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逐渐融合。尤其是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和北周、隋初的改革，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融合的趋势。当隋军突破长江天险，向江南进军时，南方人民再也没有了淝水之战时那种同仇敌忾的心理，代之以的是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盛况。这说明南北方人民在文化心理上的向心力，已经大大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南北文化已经完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和融合。
隋代统一中国，结束南北分裂割据的局面之后，还面临着一个如何巩固统一成果的重大课题。因为在长期南北分裂的局面下，由于社会环境的显著差别，毕竟形成了南北两种风格不同的文化。南北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南方拥有自成体系的哲学、经学和佛学，还有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保留了汉族传统的礼仪。他们以正统的汉文化的继承人自居，拥有思想文化方面的优越感，并以此鄙视尚武、豪放的北人。北方虽然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征服南方，但其文化却有明显的“胡化”痕迹，所以在争夺华夏文化正统继承人的地位问题上，遇到南方文化的强劲挑战。隋文帝并不满足于政治、军事上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为主宰。由于他忽略了因长期文化差异而引起的深层次的心理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不适应乃至仇视心态对统一后的隋王朝的危害性，对南方采取了不恰当的文化政策，结果导致了南方的大动乱。
虽然这次动乱的原因有政治、经济等方面更深层次的因素，但直接的导火索却是“五教”政策在南方的粗暴推行，南北之间的仇视首先以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了稳定南方局势，消除南北文化隔阂，建立和发展共同的文化意识，巩固统一成果，统治者及时调整和改革了对南方的文化政策。这一政策是由隋炀帝杨广执行和完成的。
其次，广招文化精英，缓和反隋情绪。杨广不仅招徕在南方有广泛影响的儒、佛、道三教头面人物，而且还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南方著名文人，为保存和整理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工作，消解了由于南北文化隔阂所引起的敌对心理，起到了收揽人心、化解反隋情绪的作用。
隋王朝的这一文化战略，成功地缓和、消除了南人怀疑、观望和怨恨的态度，对于弥合文化差异，从而实现文化意识和文化心理上的南北大一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0]
士族势力的存在对皇权构成威胁。为了抬高皇权地位，唐太宗令高士廉等刊正姓氏，修《氏族志》，标准是“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2]。经过反复修订的《氏族志》在“崇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下，一部分做官的庶族地主获得了士族身份，而没落的门阀旧族则进一步受到打击，对加强皇权有利。
自唐高宗时起，《氏族志》有几次改动，最重要的是武则天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修订《姓氏录》的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许多以军功得五品官者，都被列入士族，后族武氏被定为第一等。门阀士族在《姓氏录》中虽然有名，但他们却不得不与被他们瞧不起的军功官僚并列，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因此他们十分恼火，“皆号此书为勋格”[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