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内部也出现了许多非祖薄经的异端邪说。如一些知名禅僧，不仅连佛法都一概否定，而且连佛祖也要呵骂烹杀。被尊为禅宗“马祖”的天然禅师不仅“劈佛”烤火，而且“鄙佛”，公然声称“佛之一字，永不喜闻”[8]！仰山慧寂说：“《涅槃经》四十卷……总是魔说！”连从瓦砾击竹声中都能“廓然省悟”的灵祐弟子智闲也发誓：“此生不学佛法”[9]；临济义玄甚至说：“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10]他把诵经讽刺为：“把粪块子向口里含过，吐与别人”，视佛祖“犹如厕孔”。甚至像逍遥怀忠，也公然要“烹佛”、“烹祖”[11]！在他们的眼中，佛法不过是“吃饭、着衣、屙屎、送尿”，“运水搬柴即是般若”，结果大大降低了佛国的神圣性，容易使人对佛祖失去应有的尊敬。类似这种对“圣教”玩世不恭，甚至离经叛道的言行表现，在各种佛教《语录》、《灯录》里屡见不鲜，都能得到优容。可见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制约和监控相当薄弱。
其次，在文化创造的道路上，禁忌较少，言论著述有较多的自由，鼓励创作的多途发展。诚然，有唐一代的文人士大夫，不是没人被贬杀，更不是没人困顿不遇，但那多半是由于直接置身于政治角逐漩涡的缘故，因文字而获罪者毕竟很少。宋人洪迈曾不无羡慕地指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在罗列了一长串例证之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12]众所周知，“宫禁嬖昵”事关君王隐私与偶像，历来禁忌无比，唐代既许“反复极言”，对“当时事”的嘲讽、讥刺、抨击几无顾忌就可想而知，且不避权要与至尊。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历经唐朝封建政治由盛转衰的变化时代，在颠沛流离的困顿生活中，深刻地感受到统治阶级的腐朽和人民的痛苦，在安史之乱前，他还在长安时就曾经写下《兵车行》、《丽人行》等光辉诗篇，唱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流传千古的名句，把讽刺的矛头直指当时气焰炽盛的杨氏兄妹和当权者唐明皇。安史之乱后，他在长期的漂泊生活中，又进一步写出了《羌村》、《北征》和“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著名诗篇，描述人民的苦难，揭露统治阶级的腐朽残暴。由于杜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因而有“诗史”之称。白居易、元稹一派沿着杜甫所开启的路径，以诗笔反映民生疾苦，触及时事，为社会呼喊，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鲜明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3]的宗旨，在创作实践中，“暴露”远胜于“歌颂”。白居易自己就曾举例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相率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14]他的名篇《长恨歌》讽刺玄宗荒**误国，《琵琶行》倾诉个人的不平与悲愤，当政者不但毫不介意，还作诗追念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15]其他如元稹的《连昌宫词》、张祜的《雨霖铃》、李商隐的《华清宫》、《马嵬》、《骊山》、《龙池》诸诗，莫不是直咏开元、天宝年间的宫闱秘事的。所有这些对“当时事”的讥讽、揭露、抨击，间或有碍作者仕途，但在政治上却几乎没有招致所谓影射、污蔑、攻击而横遭贬杀与禁绝者，相反，还受到某种赏识与欢迎。元稹与白居易的讽喻诗篇，流入宫禁，诵于后宫之口，达于最高统治者之耳，竟还因此而得到重用。
即使对那些背叛失节但有才气的文章作者，也得到少见的宽恕与厚遇。如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反叛并起草了近于人身攻击的《讨伪武氏檄》，武则天的反应首先不是恨其叛己，而是怜其不遇：“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流落不遇乎！”[16]骆宾王败亡后，“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郗云卿集成一卷，盛传于世”[17]。上官婉儿继承和发扬了其祖父上官仪的诗风，为当时士大夫所仿效。由于她出众的才华与特殊的身份，皇帝令她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京师文人诗客盛集其门下。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杀了上官婉儿，也不因其人而废其文，反“令收其诗笔，撰成文集二十卷，令张说为之序”[18]。若说骆宾王的背叛尚有怀才不遇之故，上官婉儿的被杀亦因卷入政治风云之嫌，那么安史之乱中“甘心从贼”者应无辞可解。但是，当崔器主张以诛杀严惩时，李岘认为“概处极法，恐乖仁恕”，提出“议六等定罪”，“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19]。可见世道人心之所向。以王维为例，他在安史之乱中曾出任伪职，事后不仅宽赦不诛，还得以升官，安享天年。代宗下令辑其诗文时，还特诏褒扬他为“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20]。并不以其德行气节亏损而禁毁其文，贬污其名，否定其功。这种空前绝后的宽容气氛，在历史上也是很罕见的。
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有一种狂狷气质，他们当哭便哭，当笑便笑，毫无禁忌猥琐之态，直抒胸臆。他们既不因得到当权者的赏识而欣喜若狂，也不为得罪权幸而诚惶诚恐，甚至还笑傲王侯。天宝初，李白奉召入京，“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见之都“不觉无万乘之尊”，而降辇步迎；[21]还在历史上留下了权幸为其脱靴磨墨的佳话。唐代士人普遍具有傲岸自负之态，类似“恃才傲物”、“言论倜傥”、“诡激啸傲”、“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之辈，所在多有。言论和行动上的少有忌讳，使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诗、文、书、画、乐、舞、雕塑等诸方面，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的确是一个文化政策较为开明的时代。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文化人对事物的感受任情率真、自由驰骋，他们几无政治恐惧，勇于标新立异，革新创造，因而风格迥异、流派纷呈的文化万象奔涌而出，从而赋予唐文化充实而又光辉的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