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继续上升发展的阶段，隋及唐前期的统治者对自己的文治武功及大一统的事业充满了信心，因而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文化政策；到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国势衰微，但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并未曾遽然而止。反而随大一统专制政权的衰落，其本身所固有的对文化进行强力干预的能力有所削弱，文化生动活泼的多元整合局面，得以进一步的扩展和深化。
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由于儒、佛、道并存而没有形成一学一教的独尊，人们在思想信仰上拥有相当的自由和回旋余地，所以当时社会上有的崇儒，有的奉佛，有的入道，或兼通三教，或中途改宗，更有甚者，脱下袈裟，穿上道袍，终又改换儒服，出入三教，游刃有余，皆不以为异。甚至在当时的朝野还弥漫着一股对“三教”轻谩的社会风气。唐懿宗朝，曾有人在刚结束佛、道论对的御前，拿三教教主寻开心，当局者不仅不以为罪，反而予以重赏。据高彦休《唐阙史》卷下记载：
咸通岁，优人李可及者……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乃儒服岌巾，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崇座，自称三教论衡。其隅座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是妇人”。问者惊曰：“何也？”对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坐’，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也？”对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是吾有身；及吾无身，吾复何患’。倘非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曰：“文宣王何人也？”对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对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而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赐甚厚。翌日，授环卫之员外职。
李可及对“三教”的轻谩，实际上具有一种文化心理的普遍性。唐代确乎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儒士、经书及其祖师不断受到鄙薄和嘲弄，如王维写诗道：“植福祠迦叶，求仁笑孔丘”；李白曾狂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1]；高适亦有言：“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2]；乃至做梦都想“致君尧舜上”的杜甫都吟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3]的惊世骇俗之言；到晚唐的杜牧更公然说：“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4]。不但儒学祖师被嘲讽，而且连儒家所推崇的圣人也一概被否定。非儒薄孔，非圣薄尊，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在此情况下，“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5]也就可以理解了。
儒学在唐初经过整理，由政府颁定了孔颖达和颜师古等人考订的《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重新统一了儒学，并恢复了其作为封建国家立国之本的地位。但儒学自从汉代独尊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以后，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发展的低谷，直到隋及唐初仍然未能恢复元气。儒学遭受冷落，并由此带来信仰危机，反而使其摆脱了作茧自缚的局面，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新生，极度式微之后的儒学到中唐以后开始复苏。唐人治经业儒，很少拘泥墨守于孔、颜之传统，如治《左传》的徐文远，“多立新义”，“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6]；又如治《春秋》的啖助、赵匡、陆淳，也冲决汉唐训诂传统和章句樊篱，广泛摄纳儒学外诸家精华，表现出一种“舍传求经”的新学风，时称“皆为异儒，颇传其学”；即使如以复兴和振兴儒学为己任的韩愈，也决非抱残守阙之辈，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了他所极力排斥的佛教思想中的精华，开始构建新的儒学理论体系，他曾有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始终。”[7]从而显示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批判汉唐繁琐义疏训诂之学的时代意向，在空气沉闷的经学研究中拓展出一片生动活泼的新天地，成为儒学从汉学向宋学过渡的先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