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是“盛唐气象”的出现。这与唐玄宗锐意改革，形成开元盛世的局面有很大的关系。唐玄宗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多才多艺的皇帝，他懂乐舞、善诗文、精通打马球，又有治国才能。他即位的初期，励精图治，创立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他非常注意文化事业的建设，大一统的各种文化组织在他统治的期间完备而充实，人才济济，自由地创造和发挥，使文化发展蔚为大观。
房玄龄像
杜如晦像
唐玄宗像
唐宪宗像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在政治上走向中衰，但统治集团的革新进取精神并未完全消退。唐德宗急于削藩，未获成功，令人扼腕；唐顺宗支持“二王八司马”开展永贞革新，功亏一篑，但却涌现出唐代文化史上的两颗巨星柳宗元、刘禹锡；唐宪宗对多所中央机构进行改革，又对藩镇发动强大攻势，力图重振大唐雄风，形成“元和中兴”的局面，元稹、白居易、韩愈等一大批唐代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皆活跃于这一时期；唐文宗谋除宦官之祸，起用李训、郑注等进行改革，酿成“甘露之变”的惨局，使人有“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感慨；唐武宗更是采取了激烈的措施，力图挽救江河日下的唐王朝，他大力灭佛、沙汰冗吏、镇压藩镇、革除科举弊端，使唐王朝几至中兴；直到唐宣宗，还继续抑制宦官势力，致力于文教建设，他曾亲自谱曲排练、打马球、倡导进士科等，使大中年间文风蔚然，人称“小太宗”。正是唐后期统治集团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才使得唐文化在盛唐气象之后，继续迸发出一连串耀眼的光芒。
钱镠铁券（唐）
鎏金铜铺首（前蜀）1942—1943年四川成都王建墓出土
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著名的乱世。政治上的混乱，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的中断。尤其是在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南方各国，如南唐、吴越、前蜀、后蜀等地，由于统治者的提倡，文风更炽，取得了许多文化发展上的重大成就。即使是在政治上极端混乱的北方五代，也出现过后唐明宗和后周太祖、世宗时期的改革，特别是后者，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后周太祖、世宗在政治上进行过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尤其是世宗抑制佛教的政策，影响很大。后周的改革，使当时政治的发展出现了转机，也为北方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就为北宋重新统一南北奠定了基础。
三、繁盛的社会
隋唐五代时期的统治者，在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还对经济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全面繁盛的社会环境，这就为高度发达的文化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隋王朝建立以后，在经济上的改革成就颇大。隋文帝和炀帝父子，在继续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基础上，多有改革，采取输籍定样和大索貌阅的办法，与世家大族和豪强地主争夺劳动人手和封建剥削，另外又统一货币和度量衡，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人多殷富”的短暂繁荣景象。这主要表现在人口的激增，垦田面积的扩大国库的殷实和手工业、商业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上。史载当时“府藏皆满”[5]，“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6]，号称“盛世”。这种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推动了隋代文化在短期内创造出一连串惊人的业迹。
赵怀满租田契（唐）1959年新疆吐鲁番出土
但隋王朝历时短暂，很快就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崩溃了。在隋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唐王朝，吸取了隋亡的经验教训，及时调整了封建剥削制度，对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多所改革，促进了自耕农和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贞观年间，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史载“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赉粮，取给于道路焉”[7]，号称“治世”。经过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发展，终于形成了开元盛世的宏大局面，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诗人杜甫情不自禁地唱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8]与这种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局面相同步，唐文化也形成了“盛唐气象”这样空前隆盛的格局。
陶磨、陶碾、陶碓和陶井栏（唐）1954年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
到唐后期，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其标志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唐政府通过一系列经济上的整顿和改革，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发展，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逐渐超过北方，南方文化的发展也日趋发达，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开始发生了向南转移的趋势。
总之，大一统的新时代，为朝气蓬勃的地主阶级进行文化上的创造，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进取精神的有为时代里，通过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努力，不但创造出高度繁荣的社会经济，而且锻铸成光辉灿烂的隋唐五代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