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的封建国家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疆域扩大，社会经济高度繁荣，从而为推出气度恢宏的隋唐五代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壮阔的舞台
隋文帝像
当世界文明演进的步伐迈入6世纪末和7世纪初时，在东亚大陆，相继升腾起杨隋和李唐两条巨龙，将中华文化推向空前隆盛的新时代。
这是一个令人艳羡的时期，它为中华文化奏响高昂的主旋律，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581年，出身关陇贵族军事集团、涌动着少数民族血液的“胡化”汉人杨坚，代周建隋，号称隋文帝。他以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的气魄，首先降伏了强大的北邻突厥，继而又于公元589年，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捣毁了偏安江南的腐朽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从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长达300余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他的继承者隋炀帝杨广继续开边拓土，击败了雄踞西藩的吐谷浑，进一步密切了与西域的关系，并派人到台湾加强了其与内地的联系。建立起了东临日本海，西跨塔里木盆地，北至蒙古高原，南到印度支那半岛北部，东西9300里，南北14815里的隋帝国，国势号称极盛。
继之而起的唐王朝的疆域更加扩大，唐帝国不仅彻底打败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强邻突厥，有效地对西域和漠北实施了行政权，而且和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结成甥舅之好，又与南诏、回纥、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其势力极盛时，东至朝鲜半岛，西至中亚细亚，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支那。“前王不辟之士，悉请衣冠；前史不载之乡，并为州县。”[1]这种强盛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安史之乱爆发以后。
统治者还以开明的胸怀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手段，使得多民族归附。唐天子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被“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成为各民族的最高共主。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创造隋唐文化的态势。
在如此辽阔的疆域里和大一统王朝的保障下，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隋唐王朝为了保障丝路的畅通，都曾经营西域。隋炀帝打败吐谷浑后，在其故地设置了河源（青海湖南）、西海（青海湖西）、鄯善（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四郡，调发戍卒，大兴屯田，以捍卫到西域的商路；同时，派裴矩驻于张掖，往来于武威、张掖之间，以主管与西域的联系及商业交通事宜。大业中，西域地方“相率而来朝者四十余国，帝因置西戎校尉，以应接之”[2]。又命薛世雄筑伊吾城，捍卫交通。西域和内地的联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裴矩的《西域图记》中，就详细记载了到达地中海东岸的三条大道。唐王朝在打败西突厥后，先后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对西域各地实施了有效的统治，同时又在与吐蕃和东突厥争夺对西域的统治权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到玄宗时，唐朝的势力越过葱岭直达中亚细亚。这样在唐前期一百多年的时期里，唐王朝始终维持了丝路的畅通，“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3]。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玄奘西行取经就是循丝路而往来的。
易州铁像碑局部拓片（唐）原碑立于河北易县
与前代相比，隋唐五代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孔道，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当时的广州成为中国南方的国际大都会，波斯、阿拉伯、南洋、东南亚以及欧洲、东非各国的商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中国人也有循此路南下西去游历的，如义净游历南洋及印度各地就是走的这条路。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攻陷了河西、陇右，控制了西域，西北陆路贸易逐渐衰落，而东南海上贸易转盛，“海上丝路”更加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