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隋、唐王朝采取了三教并存的文化政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不搞一家一说的独尊，而是在调和三教的基础上，兼而用之，从而形成了三教并行、优容诸说的多元文化格局和自由诘难论争的学术氛围，有力地促进了儒、释、道三家的相互吸收和融合。
三教论议，一般是在宫廷举行，偶尔也有地方政府和个别寺观举行的情况。它是由皇帝出面主持召集儒佛道三教的各若干人（有时人数相同，有时不同）参加，让大臣列席听讲。论议时，先由儒（或僧、或道）一人（或二人），立一个（或两个）义（即提出一、两个问题），由道（或僧、或儒）解答，展开你言我语的交锋。辩论期间，主持者可以随时插话、发问，某一方不服，允许申辩、提问。有时主持者允许双方互相讽刺、挖苦，其话之粗俗，有类于泼妇对骂。辩论激烈时，可延至深夜。当天辩不完，则改日再辩。论议结束，主持者或赐物封官；或事后派人分别传谕评语；或以诏令等形式作出决定。[37]三教论议（有时只召僧道参加），在隋及唐前期，或在内殿御前举行，或在国子学召开，无有定规，也不是定期举行，一般是遇到三教之间争议较大的问题时临时举行。唐后期德宗年间，传统的内殿论议，演化为诞节讲论，往日庙堂上对扬激越的问难论辩，蜕变为三家互标义旨、斯文酬对的程式。
隋代三教论议，见诸记载的不是很多。隋文帝时，曾令道士褚揉讲《老》经，僧人前往听讲并发生争辩。文帝还就“老子化胡说”，召集僧道及大臣论辩。隋炀帝时，始平令杨宏集道俗于智藏寺，让道士先开讲道经，道士于永通以《老》经立义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有僧慧净发问：“‘有物混成’，为体一故混，为体异故混？若体一故混，正混之时，已自成一，则一非道生；若体异故混，未混之时已自成二，则二非一起。先生道冠余列，请为稽疑。”据说当时于永通茫然忸怩无所对。[38]这是见诸记载的隋唐时期关于涉及佛道哲学命题的较早较详细的论对。
唐王朝建立以后，唐高祖在国子学首开三教论对。在一次释奠礼上，高祖召徐文远讲《孝经》，沙门惠乘讲《波若经》，道士刘进喜讲《老子》，再命儒学大师陆德明“难此三人，各因宗指，随端立义”[39]。武德八年（625年）释奠，则以国子祭酒和国子博士为主，僧惠乘、道士李仲卿、潘诞为宾，“堂列三座，拟叙三宗”[40]。这是唐王朝举行的三教同堂论对，以儒为主、三教共济的新形式。唐太宗时，除了贞观十二年（638年）由太子李承乾召集在弘文殿曾有过一次僧唱主角的三教论议，太宗本人没有搞过三教论对。
唐高宗崇尚义理，庙堂辩对空前活跃。他自显庆三年至龙朔三年（658—663年），在两京内殿先后七次召集论对。不过这七次论对，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正宗思想儒家都没有参加，只有僧道双方辩难争胜，互不相让。僧道互承主宾，皆就释典道经竖义，诸项竖义问难多已关涉佛道哲学的本体论、发生论和认识论，如“道生万物义”、“老子名义”、“说因缘义”、“六洞义”、“本际义”等，先后成为辩论主题；某些辩对过程颇含精致的内在逻辑。如显庆三年四月论对，道士李荣立“道生万物”义，僧慧立问，双方就《老子》的最高理念“道”，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展开辩论。同年十一月论对，李荣立“本际”义，与僧义褒展开问对。此论题亦触及《老子》本体论要旨。本际的际为际会、遇合义，本际，可释为始合。老子视“自然”为最高存在，“道”是“自然”的内在规律，“本际”则是二仪“始合”，“自然”与“道”、“际”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龙朔三年六月十二日论议，李荣开《升玄经》“道玄不可以言象诠”义，与僧灵辩引发一场关于“玄”的性质的辩论。这些辩论显示出佛道两家异质宗教由长期的竞争趋向融合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