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通天元年（696年），杜乂上表朝廷，乞求弃道为僧，而且为了使所谓的“倒踬之徒革心于昏昧之俗，弘通之士悬解于真如之理”，也就是为了使更多的道徒像他一样叛变，撰写了一部《甄正论》，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对道教教主、道经，乃至道教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否定。他说佛道之争是由于道徒“见佛法兴盛，俗薄其教，苟怀嫉忌”[28]。由于杜乂不是普通的道家者流，而是作为当时政治中心的东都洛阳的名观大弘道观之主，被“道术之流推为纲领”的“出类逸群”的“炼师”，[29]所以他从自己的营垒中跳出来，大杀回马枪，在社会上和宗教界震动很大，成为唐代佛道之争中的一件大事。
武则天尊佛抑道的政策，使佛教在这一回合的佛道斗争中，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武则天佛先道后的政策，加剧了佛道二教的矛盾。为了调和佛道矛盾，缓和道教的对立情绪，武则天晚年的佛道政策有些微变化，提出“道佛齐重”[30]。对于唐高宗时焚弃《化胡经》的做法也作了某些改变，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僧徒惠澄上表乞毁《老子化胡经》，挑起新一轮的僧、道关于《化胡经》的纠纷。武则天召集僧、道及大臣详议，否决了僧徒的建议，并将这一次讨论辑为《议化胡经状》一卷。[31]
中宗即位以后，下令恢复老君玄元皇帝的尊号和贡举人习《老子》的政策。佛、道二教关于《化胡经》的争端又起，神龙元年（705年），中宗诏僧道定夺《化胡经》真伪，互作辩论，争执不下。后来，中宗干脆下令禁断《化胡经》。[32]这样，自南北朝以来，频频引起佛道纠纷的《化胡经》问题，以佛徒的胜利而暂告了结。
睿宗雅尚道教，对武则天佛先道后的政策彻底作了调整，规定“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齐行并集”[33]。这样，针对长期以来佛道之间关于先后位次的争论，政府以二教并重、不许互争雄长的办法，作为永久性政策确定下来。之后，佛道斗争渐趋缓和，只有唐武宗时期是个例外。
唐武宗恶佛好道，在佛道之争中袒道抑佛。会昌年间，置内斋僧道论议时，道士得赐紫，却没有僧徒的份。紧接着，武宗又焚弃宫内佛教经像，废内斋、内道场，以老君天尊像取代佛像，令原供养佛像者，统统挪至道观侍奉天尊。唐武宗诞节，也不按惯例诏僧进宫论议。[34]道徒乘势攻击佛徒。道士赵归真，过去曾遭京邑诸僧“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他利用武宗的宠信，“每对必排毁释氏”，煽动武宗尽除佛法。[35]赵归真还荐引罗浮道士邓元起、南岳道士刘玄靖等，共为犄角，同谋毁佛。他们公开向僧徒挑战，提出要与之辩论，得到武宗全力支持。会昌五年（845年）正月，武宗下诏于麟德殿辩论神仙是否可学，又手付“老子理大国若烹小鲜”议，只准僧徒知玄一人参加。知玄从容登座答辩，大讲帝王理道教化根本，说神仙之术乃山林匹夫所为，非王者所宜。他还写诗讽刺武宗学仙。这样，非但“道流不能屈”，并“大忤上旨”，结果被“放还桑梓”[36]。同年，武宗即下诏毁佛，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三武一宗”毁佛之一的“会昌法难”。不久，武宗被道徒所炼的“仙丹”毒死。唐宣宗即位后，就以道士惑乱先朝、毁废佛教之罪名，将赵归真等捕杀，下令全面恢复佛教。此后，佛道之争日趋缓和。
五代十国时期，只有后周太祖和世宗崇儒尊道而抑佛，世宗还实施了“三武一宗”毁佛案中的最后一次抑佛行动，给佛教势力以重大打击。但这次反佛行动，主要是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似乎和佛道之争没有什么关系。
佛道之争，形式上是两个出世宗教之间的斗争，但拨开神学的迷雾，实际上反映的是世俗的内容。尤其是李唐王朝和道教结成了特殊的关系，这样就使得唐代的佛道之争具有另外一层更特殊的意义。
三、三教论议与三教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