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佛教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这种斗争有时比较缓和，有时非常激烈，大致说来，隋及唐前期的佛道之争比较尖锐复杂，唐后期及五代十国时期，除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比较激烈，其他时期都相对趋于缓和。佛道之争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教争取统治者的恩宠、争夺社会信徒，提高政治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的门户倾轧。佛道之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夷夏之辨，两教的异同、优劣、位次，以及《化胡经》的真伪等问题上。佛道势力的消长，与政治气候的关系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隋朝的统治者崇信佛教，对道教则采取了利用、防范和控制的办法。佛教的势力急剧膨胀，道教则相对弱小。隋文帝对佛道之争极为重视，佛道论辩时有发生。文帝曾令道士褚揉讲《老》经，僧人前往听讲并发生争辩。[13]文帝对容易引起佛道之争的“老子化胡说”极为敏感。开皇三年（583年），隋文帝下令召集沙门道士共同讨论，朝臣苏威、杨素、何妥、张宾等有参玄理者，详计奏闻，时释彦琮掌言务，试举大纲，未及指复，道士自伏陈其狡诈，因作《辨教论》明道教妖妄者25条，引经据典，受到宰辅大臣们的褒赏。[14]奉佛大臣杨素就曾责问楼观道士云：“何言老子化胡？”[15]隋王朝在对待佛道之争时不免有助佛抑道之倾向。
唐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出于抬高门第、神化统治的需要，追认道教教主太上老君为祖，转而扶植和崇信道教，道教势力发展很快。这样佛道之间的矛盾更为激化，比较重大的斗争有以下几个回合：
一次是唐初围绕傅奕的反佛而展开的一场大论战。傅奕反佛虽然是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但他主张兴孔、李之教而破佛，客观上也带有佛道之争的味道。加之佛教徒攻击傅奕曾为道士，不敢和强大深厚的儒学对阵，而将反击的矛头指向了道教，这样就使得佛道之争的性质更为明显。
在佛教徒的挑战面前，道教徒被迫应战。武德九年（626年），清虚观道士李仲卿著《十异九迷论》，刘进喜著《显正论》，托傅奕奏上。道教徒的直接参战，使佛道之争明朗化、公开化。佛教徒们除撰文回击傅奕外，法琳还撰《辨正论》破十异九迷等论，同时还致书太子、宰辅及信佛朝臣以求支援。
唐高祖本来是想借崇道来神化王权政治的，他曾亲自到终南山拜谒老子庙，并发布过“老先、次孔、末后释宗”[16]的诏令；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窘，他原打算采纳傅奕的排佛建议，但在僧徒和王公贵族大臣们的拼命反对下，高祖权衡利弊，采取了名为沙汰二教，实为抑佛护道的办法。即使如此，也因为唐高祖的很快退位，而没有来得及实行。
玄武门之变后上台的唐太宗，虽然立即停止了沙汰佛道的政策，但出于尊祖固本的需要，仍旧推行崇道抑佛的政策。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下诏，对累代以来那种“殊俗之典，郁为众妙之先；诸夏之教，翻居一乘之后”的现象表示不满，宣布：“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为了“阐兹玄化。自今已后，斋供行立，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17]。
此诏一出，佛道之争顿趋尖锐。京邑僧徒纷纷诣阙上表反对。唐太宗“谕旨遣之”，僧徒忍气而退。一个名叫智实的和尚，决心以死护法，在上奏朝廷的《论道士处僧尼前表》中，指责：“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并是黄巾之余，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张之秽术，弃五千之妙门，反同张禹谩行章句，从汉魏以来，常以鬼道化于浮俗，妄托老君之后，实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诚恐真伪同流，有损国化。”他还收集了道经及史书中自汉魏以来“佛先道后之事，如别所陈”[18]。太宗览后大怒，敕令凡不伏者与杖。智实仍不收敛，被杖责于朝堂，不久病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