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三年（818年），唐宪宗遣中使至法门寺迎佛骨入禁中，供奉三日，而后送交京城佛寺轮流供奉。韩愈上《谏迎佛骨表》指出，中国“上古未尝有”佛法，“佛本夷狄之人”，不合先王之道；崇佛“伤风败俗”，并使民众“弃其生业”；佛法不灵，“事佛求福，乃更得祸”。所以请求将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他还引证了大量史实证明凡是敬佛的皇帝寿命都不长，因而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司马。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反佛主张，后来又写了论文《原道》进一步阐发他的思想。
在《原道》中，韩愈从儒家的正统观念出发，痛斥佛教徒浮食寄生，不事生产，对国计民生有害；指责佛教为“夷狄之物”，欲“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大有“沦为夷狄”之感；批判佛教“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违背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道德，妨碍了世俗的封建统治秩序。因而主张强行予以取缔：“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并用儒家学说对人民进行教化，今后不许度人为僧尼，不许创立新的寺院。
为了反佛，韩愈还运用和改造了儒家经典《礼记·大学》篇的理论来与佛、道理论相抗衡。他认为《大学》所提供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原理，是把治国平天下与个人道德修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讲“修身为本”，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且治国平天下，就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体现。因此他说：“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可是佛、道的宗教修养却要求人们遁世无为，这既不符合先王之道，也违背君臣父子伦常，这对维护封建制度是十分不利的。
为了与佛教传法世系的法统论相对抗，韩愈还杜撰了一套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的“道统”传授谱系。但从孟子之后，“道统”就中断了，他以孔孟道统的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和发扬儒家思想，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
韩愈“道统”说的中心思想，就是要着重阐发儒家的仁义道德，要人们遵行封建的纲常秩序。他认为佛、道之所以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仁义道德，抛弃了君臣父子的封建伦常，走上了不要天下国家、毁灭封建伦理纲常的道路。
韩愈看到当时佛道盛行、儒学不景气的现状，因而鼓吹扶植儒学，强化它的地位，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举动。韩愈的理论对程朱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宋明理学的先驱。
韩愈的反佛主张，没有受到佛教界的回击，却在好友柳宗元那里引起了反响。柳宗元是赞佛的，因此还曾受到韩愈的批评，他不同意韩愈对佛教的评论。他认为韩愈所批评的佛教僧侣削发文身、不结婚、不事劳动生产等现象，都是佛教的“迹”，即形迹，外在的表现。这是他本人也不同意的。但韩愈因“忿其外而遗其中”，即抛弃了佛教的内在思想，而这种思想却是和儒家经典《易》、《论语》的精神相吻合的，[11]因而是应当肯定的。柳宗元还特别赞扬佛教的道德观念，说：“金仙氏（佛）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12]在他看来，佛教重孝敬，有助于教化，和《易》、《论语》一样，都能“有以佐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柳宗元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肯定佛教思想的，韩愈则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反对佛教的。
韩愈的思想虽然并没有什么新鲜深湛的理论，但在历史上却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韩愈以后，佛教在儒家的挑战面前，更是节节败退，妥协退让的色彩越来越浓。
二、佛道之争与统治集团的政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