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反佛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唐太宗曾对他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6]贞观六年（632年），傅奕再次上疏，挑起了新一轮论战。次年，太子中舍辛谞设难问沙门，佛教界立即作出反应，释慧净著《析疑论》予以答复；接着，法琳更著《广析疑论》为答，使论战深入开展。
从傅奕反佛的内容来看，显然是站在儒家传统思想的立场上来发难的。儒家思想最重夷夏之辨，傅奕上表一再申述，佛教是“胡佛邪教”、“妖胡浪语”，不能容忍它“撞华夏之洪钟”。傅奕还反复以儒家所提倡的忠孝观来抨击佛教，“不事二亲”，“不忠不孝”，无君无父。他还从儒家立场出发，一再指出佛教对国计民生的危害，所谓“窃人主之权”，“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等。他既用儒家哲学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佛教轮回和因果报应说教，又以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维护了君权的尊严。所以傅奕的上疏受到了高祖、太宗的重视。高祖在傅奕首次上表后即下诏问佛教：“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华服，利在何门之中，益在何情之内？”[7]可见，他是以封建伦理标准来衡量佛教的利弊的。
继傅奕之后，儒家不断进行反佛教的斗争。武后将造大像，狄仁杰上疏进谏说：“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下济群品，应是本心，岂欲劳人，以存虚饰？”又批评佛教说：“亦有离间骨肉，事均路人……且一夫不耕，犹受其弊，浮食者众，又劫人财。”[8]中宗景龙年间，盛修佛寺，百姓劳弊，府库空虚。辛替否上书进谏说：“当今疆场危骇，仓廪空虚，揭竿守御之士赏不及，肝脑涂地之卒输不及。而方大起寺舍，广造第宅……有道之长，无道之短，岂因其穷金玉、修塔庙，方建久长之祚乎？……今出财依势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者，唯贫穷与善人。”[9]这些反佛论议都是着眼于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的。
姚崇的反佛是比较著名的。唐睿宗时，他就针对滥度僧尼、滥造佛寺以及富户强丁借出家以逃避赋役，上疏反对。唐玄宗开元九年（721年），他在《遗令诫子孙文》中，历数南北朝以来统治者佞佛的危害，责问姚兴、胡太后、萧衍等都曾虔诚事佛，广造佛寺，但“国既不存，寺复何有”？还说到唐中宗、太平公主、武三思等都崇奉佛教，可是也相继败灭。并这样追问道：古代有较长的朝代和长寿的人，“时未有佛教，岂抄经铸像之力，设斋施物之功耶”[10]。姚崇为了反佛，曾对佛理有过相当程度的了解，特别是《法华经》和《金刚经》，这样就避免了前人批判佛教时不着边际和就事论事的缺陷，使他的反佛立场，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坚定的和彻底的。玄宗在开元年间所进行的一些限制佛教的改革措施，受姚崇影响不小。
唐后期文人士大夫反佛的论议也很多，如杨炎、张镐、高郢、常衮、李叔明、彭偃、裴伯言、李翱、李岩、舒元褒、崔蠡、李德裕、李蔚、刘允章等人，或对佛教本身加以反对，或对统治者大作佛事提出批评。反佛态度最坚决、影响最大的是韩愈反佛。
韩愈是唐代反佛的坚定斗士，他站在传统儒家的立场上，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发动了反佛斗争。他继承了前人反佛的传统观点，从富国论、夷夏论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出发，来反对佛教。《原道》和《谏迎佛骨表》是他反佛的代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