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唐初的傅奕反佛。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太史令傅奕首先发难，上表列举佛教罪状，请求罢废。其文言辞尖锐，锋芒毕露。傅奕说，自魏晋以降，佛教日盛，危害非浅，“缙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曲类蛙歌，听之丧本；臭同鲍肆，过者失香。兼复广置伽蓝，壮丽非一；劳役工匠，独坐泥胡。撞华夏之洪钟，集蕃僧之伪众；动淳民之耳目，索营私之货贿。女工罗绮，剪作**祀之旙；巧匠金银，散雕舍利之冢。粳粱面米，横设僧尼之会；香油蜡烛，枉照胡神之堂。剥削民财，割截国贮。……且佛之经教，妄说罪福；军民逃役，剃发隐中；不事二亲，专行十恶”。基于上述理由，他提出，“请胡佛邪教退还天竺；凡是沙门放归桑梓。令逃课之党，普乐输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秃，长揖国家”[1]。由于法琳“频诣阙庭”予以申辩，高祖将此表暂时搁置起来。但是傅奕并未停止对佛教的攻击，而是“公然宣布遐迩。秃丁之诮，闾里盛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致使明明佛月，翳以亏光；济济法流，壅之无润”[2]。于是，佛教徒们纷起撰文予以反击，如释普应作《破邪论》二卷，李师政撰《内德论》、《正邪论》。法琳认为，这些文章难以击中要害，“经教奕之所废，岂得引废证成；虽欲破邪归正，未遣邪原”，因而他另辟蹊径，“案孔、老二教师敬佛文，就彼宗承斥其虚谬”[3]，著《破邪论》。同时他又上《启》与太子、亲王及公卿、侯伯，寻求朝廷内部和达官显贵们的支持。东宫庶子虞世南为《破邪论》作了序。不久，太子李建成等奏上《破邪论》，高祖览后，动摇了破佛的决心。
武德七年（624年），傅奕再次上疏，揭露佛教弊害，坚请罢除。文曰：“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恣其假托。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演其妖书，述其邪法，伪启三途，谬张六道，恐吓愚夫，诈欺庸品。……乃追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一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月，冀百日之粮。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惮科禁，轻犯宪章。其有造作恶逆，身坠刑网，方乃狱中礼佛，口诵佛经，昼夜忘疲，规免其罪。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乃谓贫富贵贱，功业所招，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其为害政，良可悲矣！”他还说中国自神农氏以来，至于汉魏，皆无佛法，而年祚长久，“洎于苻、石，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最后他提出建议：“天下僧尼，数盈十万……请令匹配，即成十万余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自然益国，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傅奕接连上疏11道，言词激烈。唐高祖乃以其疏付群臣讨论。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奏合理。中书令萧瑀与奕争论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奕回答说：“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瑀不能答，但合掌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4]同时释明概也撰《决对论》，并上表，列八条理由破傅奕毁佛论，他说：“奕忽肆狂言，上闻朝听，轻辞蔑圣，利口谤贤。出语丑于枭音，发声毒于鸠响，专欲破灭佛法，毁废众僧，割断衣粮，减省寺塔。”[5]可见傅奕反佛在当时已引起朝野注目，影响十分广泛，对佛教构成严重威胁。之后，道教徒也加入论战，形成儒、释、道三家大辩论的格局。高祖曾下令沙汰佛、道二教，但不久即因唐太宗即位而没有来得及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