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草原地区，当时活跃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的少数民族，主要有突厥、薛延陀、回纥、黠戛斯等铁勒系各族，他们大多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们先后在大漠南北建立过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后突厥汗国、回纥汗国。由于游牧经济的脆弱性，他们的政权常不稳定；又由于畜牧经济的单一性，草原各族常常依赖与中原的物质交流作补充。这种交流有的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有的则靠战争。不论如何，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是割不断的。
北方草原各族在与中原人民的交往中，多方面地接受了汉族文化的感染。在双方频繁的经济交往中，内地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和产品大量输入北方草原地区。唐朝初年，突厥就用马、羊等畜产品和唐朝交换丝织品。武则天统治时期，应后突厥默啜可汗的请求，赐予农作物“种子四万余石、农器三千事以上”。当时还有很多汉人流入草原，默啜可汗一次就从赵州、定州掠走男女八九万口，这些地区的汉人都是从事农耕的，他们进入草原地区后，必然也把内地先进的农耕技术带入。回纥在与唐的绢马贸易中，换回了大量的丝织品、金银器、茶叶等。回纥商人经常结队南下，多时达3000人，还在长安开设各种店肆。唐朝曾将3位公主和4个大臣、宗室之女嫁往回纥。频繁的人员往来，使回纥人学到了不少的东西。从8世纪开始，回纥人逐步走向半定居的生活，在漠北草原建起了好几座城市，如葛勒可汗在仙娥河（今色楞格河）畔建筑了富贵城，弁羽可汗在嗢昆河（今鄂尔浑河）畔建筑了城市和宫室。《辽史》中也记载了唐代的好几个回鹘城和回鹘可敦城。
北方各族当时大多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时代，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比较落后，他们在与中原王朝的接触中，受到内地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影响，逐步走向封建化，政治组织形式也日益健全。突厥启民可汗附塞时，隋炀帝曾几次率百官侍卫到启民可汗牙帐巡幸。隋亡后，炀帝的孙子杨政道逃入突厥，在突厥的汉人“悉隶之，行隋正朔，置百官于定襄城”[15]。汉人的政治制度对突厥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贞观四年以后，突厥受汉人政治制度的影响更大，据《阙特勤碑》及《苾伽可汗碑》的记载：“突厥伯克弃本族之称号，而用唐家的称号。……其间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回纥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突厥制度，但其可汗世代接受唐朝的封号，所以也采用了较多的唐朝的官号，在政权组织中设置外宰相、内宰相、都督、将军、司马等官。甚至黠戛斯的官职中也有宰相、都督、职使、将军等，这都是受唐朝影响的痕迹。
中原文化向北方草原的传播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早在北齐时，《净名》、《涅槃》、《华严》等佛经就由汉人传入突厥。后突厥汗国时，汉族的手工工艺技术传入突厥。在阙特勤死时，唐玄宗派金吾将军张去逸等携带“高手工匠”前去帮助建立墓碑，并刻石为像，四壁画其战阵之状。唐玄宗还亲自撰写了碑文。考古学者曾经发掘出了阙特勤的墓葬，发现其墓前雕制有与乾陵墓前少数民族首领形象相同的石像，还发现了与唐代中原建筑材料相同的莲花纹瓦当。到回纥时代，汉文化在北方草原的传播更广，回纥的历法采用的是唐开元历，直到9世纪中叶西迁后还继续使用。1928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一部《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回鹘文译本，译者汉文造诣很深，译笔流畅，这也是汉、回鹘文化交流的一个很好例证。
回鹘文写本长卷（唐）新疆吐鲁蕃出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