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隋、唐王朝在中原汉族地区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发展，文化高度繁荣，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联合体的形成和巩固。各族人民“和同为一家”，为各族文化的交汇，创造出了良好的氛围。先进的中原汉族文化在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促进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与进步。少数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隋唐王朝开明的民族政策
自古以来，我国中原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就有割不断的历史联系。维系这种历史联系的重要因素，是各族间经常性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经济、文化交流在隋唐时代空前发展，隋、唐王朝极具特色的开明的民族政策，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般来说，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时代，也是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重要时代。在我国历史上，秦汉、隋唐、明清，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政治稳定，社会升平，国力强盛，统治者便会产生“扬国威、徕远人”的欲望，追求“四夷降服，海内乂安”[1]，实现这一政治目标的手段，不外乎“威惠并用”，文德与武功交施。和亲、招抚、赐赠与战争，是最基本的方式，特别是以国力为后盾的武力征服，是封建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前提。这一点，隋唐与秦汉、明清无大区别。
不过，隋唐与其他时代不同的是，隋唐时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因而，隋唐人能以一种优越、平和的心态，对待周边远近“四夷”，这是其开明民族政策产生的一个前提。而这一政策形成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隋唐统治阶级内部构成的局部更新。
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处于我国北部边疆地区的匈奴、鲜卑、氐、羌、羯纷纷南下，入主中原。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人民留在了中原，与汉族交错杂居，逐步融合。其上层则在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对抗、纷争中，逐步封建化，与汉族地主合流，成为地主阶级中的一种新的成分，使隋唐统治集团中增添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促进了统治阶级内部构成的局部更新。
隋、唐王朝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胡汉合流的统治集团。皇室杨氏、李氏，是胡化较深的汉族，他们数代都与胡姓通婚。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独孤氏姐妹是鲜卑人。唐太宗的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汉化程度较高的鲜卑人。唐太宗的姊妹中，襄阳公主嫁给窦诞，长沙公主嫁给豆卢怀让，他的女儿也有6人嫁给了这几家汉化了的鲜卑人。皇族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是显而易见的。另据统计，隋代二品以上官员中，父系有少数民族血统的就有63人[2]。唐朝更是蕃臣蕃将殷庭，除了长孙无忌、王珪、于志宁、豆卢钦望等汉化已极深的鲜卑族人外，还吸纳了许多少数民族首领加入到统治集团中来。如：阿史那社尔、阿史那道真父子和执失思力是突厥人，契苾何力是铁勒人，高仙芝是高丽人，哥舒翰是突骑施人。多民族混血的文武大臣就更多。隋、唐统治集团中融入如此之多的少数民族血液，使这个集团朝气蓬勃，使其观念、统治意识与统治政策，在整个封建社会里，都表现出一种空前绝后的开明特色，特别是其民族观与民族政策，不仅远远超越了前代的封建统治者，后代的封建帝王也很难企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