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过四五个世纪的传播，在隋唐时期进入了宗派的全面繁盛时期。适应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需要，佛教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学派进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即所谓的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禅宗八宗和三阶教一教。这些宗派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和传法世系。甚至在同一宗派内部，也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宗派，如律宗就有南山宗、相部宗和东塔宗之区分；至于禅宗内部更是小宗派林立，从大的方面而言，禅宗可分为北宗和南宗以及牛头禅一系，如果单从南宗而言，又有菏泽宗、临济宗、沩仰宗、曹洞宗、法眼宗、云门宗等，在这些小宗派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派别。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不同，使他们在创立宗派时，各执所据，甚至矛盾杂出，争论不休，但万法归一，都是为了佛教更好地在中国生根、发芽和壮大。经过竞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相继形成和建立，并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趋势。
一、“判教”方式上的分歧
隋唐时期的佛教各宗派，为了检视流传在中国的大小经论、判别或判定佛所说各类经典的意义和地位，以“教相判释”的方式，提出了各自独特的判教理论，用以统一佛教史上的众多派别。佛教徒在“判教”时，都是根据各宗派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说明各教派所信奉的经典不但不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相互补充的，佛教经典及著作中某些自相矛盾的观点是佛对不同听众、在不同时机所进行的说教，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通过判教，佛教徒还以抬高自己一系所信奉的经典，来压低他派。这就难免要产生分歧和矛盾。
天台宗提出了“五时八教”的判教体系。所谓“五时”是说佛的说法分先后五时，第一时讲《华严》，第二时讲小乘教，第三时讲一般大乘，如《大集》、《宝积》等，第四时讲《般若》，第五时讲《法华》、《涅槃》。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描绘的是佛教的最高境界，因此奉之为最高经典。所谓“八教”，又可分为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和化仪四教（顿、渐、秘密、不定），都是强调佛对不同水平的听众，运用不同的传道方法。天台宗为了抬高《法华经》和本宗的地位，判定《法华经》为“圆教”中的“纯圆”和“独妙”，而把其他各种经典都说成是有缺陷的，反映了天台宗人的宗派主义观点。
三论宗吉藏的判教主张是，佛的所有言教一律平等，并无高下的区别，但可以把佛说分为两类：从法讲，有菩萨藏和声闻三藏；从人讲，有大乘和小乘。大乘中又分为三类，一是《华严》，二是《般若》，三是《法华》和《涅槃》，这都是对不同对象的说法，但各种说法又无不归于究竟。吉藏还提出判教式的“四重二谛”论，把《毗昙》、《成实》、《摄论》各派，一律贬为低级的，而把他自己的所谓“言忘虑绝”的解释，说成是最高的。但吉藏的主张和一般只从抬高自宗地位出发的判教还不完全相同，他把《涅槃》放在《法华》之上，表示不完全同意天台宗的判教学说。
唯识宗的判教，主要是依据《解深密经》的三时说，认为佛的一代教化是：初说苦、集、灭、道“四谛”，次说无自性（空），最后说三自性（有）。此说和印度佛教历史的演变基本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