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隋唐盛极一时，民间甚至出现了佛经多于“六经”数倍的情形，但当时人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用印度传统的价值观念来重新审查中国的社会制度、伦理准则，所以佛教观念并未能触动唐代封建社会的层序结构。但是，从唐代李翱援佛入儒到宋明理学，中国文化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成套观点和思想体系，杂糅了很多佛教思想的成分。与此相同，道教中以王玄览、司马承桢、吴筠为代表，在理论上向老、庄归复，与佛教融合，成为主张清静养性的一支，并从中唐以后，逐步滋生壮大起来。唐代儒、佛、道三教从争斗到互相吸收对方的长处，直至使自己发生局部质变的过程，勾勒出唐代吸收、改造、融合外来宗教文化的一幅图景。
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在唐代的命运远不像佛教那样幸运。景教来自拜占廷，摩尼教、祆教来自波斯，伊斯兰教来自阿拉伯地区，与这些宗教的东渐相伴随的拜占廷文明、波斯文明、大食文明的许多成就也传到了中国，实现了四大文明的交汇，这在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自然意义深远。但是，这些宗教在哲学上于中国文化补益之处不多，传入中国后内部又比较封闭，如景教教士多为外国人，伊斯兰教的信徒大多是侨居中国的阿拉伯人及其后裔，祆教被定性为“西域之幻法”，武宗会昌毁佛禁教，它们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以后，有的变成秘密宗教，有的只在局部范围内流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不大。这也说明，各民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并非来者不拒，而是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外来文化中进行比较、选择，进而进行改造、综合，丰富自身。那些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在文化发展中自然会被舍弃。
唐文化在乐舞、杂技、绘画、雕塑和文学艺术方面，受当时西域文化的影响至深。
隋唐乐舞艺术具有浓郁的西域色彩。这里的“西域”是广义的，一方面是说龟兹乐、西凉乐等我国少数民族乐舞在中原地区广泛流行，另一方面是指中亚、印度音乐、舞蹈，通过西域通道，大规模地闯入唐人的生活。中国传统乐舞，追求雅正，艺术性、观赏性相对较差，节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从北魏就开始涌向中原，北齐胡乐盛行，后主高纬“唯赏胡乐，耽爱无已。于是繁**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末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39]；北周武帝聘突厥阿史那氏为后，促成了“龟兹、疏勒、安国、康国之乐大聚长安”。隋唐统治核心的关陇集团，融入很浓的少数民族血统，隋炀帝、唐太宗、唐玄宗都在音乐方面有很高造诣，对西域及外国乐舞的引进发挥了推动作用。隋炀帝制九部乐，唐太宗制十部乐，就有康国乐、安国乐、天竺乐。隋初“参定音乐”，郑译吸收龟兹人苏祗婆的八十四调理论，“以雅乐黄钟均的商音为最低音”，“其实即以清乐林钟钧之下徵音为调首。如此一来，既有传统的清乐理论为根据，而与胡乐理论亦能相应”。苏祗婆的乐理是来自印度的，郑译据以改造中国乐理，意义重大，“遂使胡乐顺利为国人所接受而得盛大流行，以致后来胡乐不断华化，终不闻有理论上的矛盾冲突”。
因佛教输入而兴起的洞窟壁画，在隋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壁画，隋代开凿了39窟，占全部五百多个洞窟的1／6；唐代开凿247个，几占一半。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艺术成为美术领域中的一个大热门。当我们仔细游览云冈、龙门、敦煌及麦积山等石窟时，就会发现，印度传来的造像艺术在丰富中国艺术宝库的同时，本身也在向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兴趣方面转化。北朝的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与笈多风格，上身**，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印度味十足。隋唐时代的塑像，则面相丰满，脸部线条趋于柔和，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丰腴典雅，目光安详下视，显得庄严、睿智，同时又含蓄、柔美，这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崇高之美。佛画艺术的色彩晕染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方式造成猛烈冲击，吴道子把线条与色彩结合起来，使中国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外来文化对唐代语言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伴随佛经梵文胡语的汉译，中国语言系统中注入大量外来语，如宿命、清凉、慧眼、横死、昙花一现、一瓣心香、聚沙成塔等，均出自佛典。佛经翻译还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与陆法言、孙愐的汉语韵母系统相配合，建立起声母系统，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受以宣传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变出来的敦煌变文，是中印文学交流结下的果实，它对传奇小说、白话小说和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
艺术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民族性，所以唐人对于外来的具有各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首先采取的是原样照搬、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丰富自己的艺术世界。至于消化、吸收，使其融入本民族的艺术中，改造本民族的艺术风格，则是次要的，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
隋唐五代时期，大量的外国物品从西域“丝绸之路”这条亚欧大陆桥和海道上输入中国，极大地丰富了隋唐五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对当时物质文明的高度繁荣，起到了补阙作用。
外来物品输入中国，主要方式是进贡与贸易。隋唐五代，外国使臣来华，除进行朝贡、请求册封、乞师御敌等政治活动外，一般都要带一些象征性贡物进献给中国皇帝，皇帝也要回赐中土物品，所以这种进贡实际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特别是中亚昭武九姓胡商，往往以贡使的面貌出现，“以献为名”，借贡行贾。另一种就是民间驼队、海船商人进行的贸易。
外来物品在当时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唐人的猎异、猎奇心理非常强烈，北方、西北方草原来的马和皮革制品、裘皮，南方国家的象牙、珍贵木材、药材、香料，西方的宝石、纺织品、玻璃以及舞女（胡姬），这些都是唐人非常渴望得到的。通过如此多的奇珍异物，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甚至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生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