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原，当在两汉交替之际，以后逐步流行，至隋唐而达到极盛。佛典译成汉文，始于后汉、晋初，自东汉迄于隋，著名的译经大师多籍出安息（如安世高、安玄）、月支（如支谶、支曜、支亮、支谦）、康国乃至龟兹、于阗等地，所以唐以前的佛教，“不是面目全同于印度的佛教，而是流行于西域的佛教，或经过西域中介而为汉人揣摩，体会的佛教”[37]。今天熟知的“和尚”一词，即源出于古代的于阗和疏勒。一方面，从隋代的彦悰到唐代的玄奘等，意识到了源出于梵文俗语或中亚语言的某些译法的讹略，追求以梵文雅语为准重新翻译佛典，于是有了唐代玄奘、义净等名僧的“西天取经”的热潮。另一方面，唐代又有许多印度高僧来中华说法讲经。武德九年（626年）中天竺僧人波颇（光智）来长安，敕住兴善寺，翻译《宝星经》等佛典。永徽三年（652年），中天竺僧人阿地瞿多（无极高）携带梵经，到长安入住慈门寺。永徽六年（655年），中天竺僧人布如乌伐邪（福生）带着从狮子国、南海等地搜集到的大小乘经律论一千五百余部，来长安住慈恩寺。天宝七载（746年），北天竺僧人阿目佉跋折罗（不空金刚）带着从五天竺、狮子国搜求到的密藏及诸经论五百余部，再次来到长安，译出《密严》等佛经77部。此外来华名僧还有金刚智、慧智、净师子、寂默等。新的佛教经典和译本的大量出现，是唐代佛教达到极盛的标志之一。
佛教在隋唐的兴盛，还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和士大夫阶层对佛教思辨哲学的浓厚兴趣。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重视实用与直觉，缺少思辨色彩。另外，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未知生，焉知死”，侧重今生今世的躬行实践，对来生后世缺乏设想，佛教作为一种哲理化的宗教，提供了令人领悟因缘、业报、无常、无我的思辨体系和冲决利、欲罗网，求得“正觉”、“解脱”的修习次第[38]。在来世学方面，佛教也有补充中国传统思想欠缺的功能。于是，一方面隋唐很多住持、僧人文化程度很高，有很多“诗僧”，另一方面唐代知识层对佛教极感兴趣，许多士大夫与僧人唱酬往来，交往密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表现出了很强的吸收、改造、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
由于各种佛教经典的大量涌入，由于玄奘等高僧对佛教精理奥义的剖判入微的研习，隋唐时代中国佛教界形成了众多的门派，各派在争论、辩讨过程中，发展了印度佛学，如华严宗发展出四法界、十玄门、一多六相，法相宗推衍出真似现量比量、八识四智等繁复的观念体系。同时，佛教教义也受到中国化改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在中国佛教界逐步占据了上风，而一些恪守印度佛学的教派，如玄奘大师倡导的唯识宗，仅流行十余年就衰落下去了。
经过中国化的佛教哲学，在很多方面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比如天台、华严、禅宗所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心性问题和理事问题。在心性问题上，印度佛学主张“心性本净”，这是说众生之心本来是清净的，但在俗世中不断染上尘埃，需要“时时勤拂拭”，成佛道路异常艰难，因为从清净到觉悟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而中国佛学却主张“心性本觉”，这是说人人心中都有佛性，所以可以“顿悟”成佛。心性问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佛家“心性”论与儒家的“性善”论之间，很容易沟通。在理事关系上，华严宗讲“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实与魏晋玄学中王弼讲的“无因于有”、“有本于无”的“体用如一”思想有某种关系。这说明，佛教思想中那些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内容，容易被吸收、弘扬。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宣扬出世和个人“解脱”的印度佛教，经过中国化改造后，具有宣扬功德度人、注重入世的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