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船在公元前2世纪时就已驶达印度，到五六世纪时便能航至两河流域了。隋唐时代造船业极发达，有一种名叫“苍舶”的大船，长达20丈，可载六七百人。中国商人乘船频繁出没于南洋诸国及印度、波斯等地，运销中国的瓷器等，所以海上“丝绸之路”有“陶瓷之路”的别称。
持壶大食人黄釉陶俑（唐）传陕西西安出土
外国僧侣、商人到中国来得更多。来华僧侣最多的是印度佛教高僧，此外也有许多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祆教徒来华立寺传教。外国商人以昭武九姓胡商和波斯、阿拉伯商人为最多，他们或做珠宝生意，或买卖香料药材，或转贩丝绸皮毛，或开酒食店。此外，还有许多乐工、舞女、质子、留学生流寓唐朝各地。有许多人长留不归，娶妻生子，逐渐华化。京师长安汇聚的外国人最多，据《通鉴》记载，唐德宗时检括长期留居长安的“胡客”得4000人。“胡客”主要是来华经商的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长安西市有波斯邸，春明门往南，大大小小的胡店星罗棋布，还有许多以回鹘人身份久居长安“举质取利”（放高利贷）的九姓胡商。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城市，阿拉伯旅行家麦斯俄迭说：“广府城人烟稠密，仅仅统计伊斯兰教人、基督教人、犹太教人和火祆教人，就有20万。”有的学者估计，李勉做广州刺史时，广州每年来华的外国商人，至少也在80万以上。[35]据说唐末黄巢起义军进攻广州时，死于战乱的胡商就有12万人。扬州、泉州也麇集了不少外国人，至德初，田神功在扬州搞迫害，“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36]。
中西交通的兴盛，频繁的人员往来，大量外国人的留华，使极具异质特色的西亚、南亚、中亚文化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土大唐”，长安成为中西文化汇聚的中心。多元文化的大聚汇，为唐文化根据自身需要鉴别、吸纳、改造外来文化，使其融入自己的血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唐文化对域外文化的吸收与改造
辉煌灿烂的盛唐文化，是在继承前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而成就的。隋唐时代的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礼仪、政刑、典章制度，在条贯和折中隋以前数百年的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成熟的社会运行体制，这构成了盛唐文明的基石。而在宗教、艺术（如音乐、舞蹈、杂技、绘画、雕塑）和实用器物等方面，却广泛地吸收了通过西域、草原各族和南海传来的中亚、西亚和南亚文明的成果，在共存与融合中使中国文化更丰富多彩。
隋、唐王朝实行高度的开放政策，迎来了中西交通史上的一个最为辉煌的时代。在大量的外国人、外族人涌入中国朝贡、经商、传教、谋生的同时，各种各样的外域文化也潮水般地涌进这洞开的国门，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语言学、音乐、雕塑、绘画，西亚世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术，中亚的音乐、舞蹈，以及各种珍奇物品，都进入唐人的生活和视野当中。面对开放带来的新格局，唐人的态度，一是兼容并蓄，允许异质文化自生自灭，互相渗透；二是进行合理的遴选和抉择，那些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补阙作用的，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东西，或被全盘吸收，或进行改造、扬弃，将其植入自己的文化体系之中，以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
唐文化对不同层次的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与融合机制相当复杂，我们可从宗教、艺术和实用器物三个主要方面来进行分析。
多种宗教的兼容并蓄，是唐文化的一个特色，但仔细分析，各种宗教在唐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却各不相同。儒、佛、道三教在唐代久争高下而不决，最后的趋势却是各自吸收对方的长处而走向相融。“儒”严格地说不是宗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佛教是外来的。佛教在唐代中国化的过程，有助于说明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