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的拓展，“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朝的声名远播异域，外国使者频繁地到中国来“朝圣”。西域内附诸国来的最多。仅据《册府元龟》统计，在贞观元年（627年）至大历七年（772年），康国（撒马尔罕）使臣来长安朝贡31次，石国（塔什干）21次，安国（布哈拉）17次，曹国（撒马尔罕西北）10次，米国（撒马尔罕东南）9次，史国（碣石城）7次。另外，吐火罗（在阿富汗境）朝贡约35次，拔汗那（费尔干纳）朝贡约27次，罽宾（克什米尔）朝贡约8次。南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国也不断派使者到唐朝来，据粗略统计，大食（阿拉伯帝国）遣使来华达37次，五天竺（印度）共遣使来华19次，狮子国（斯里兰卡）3次，拂菻（东罗马）7次。西班牙在上元元年（760年）也曾派出一支18人的访唐团体。
写本《大唐西域记》（唐）敦煌莫高窟发现
隋唐王朝也曾派使者出访外国。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曾经派常骏和王君政出使赤土（在今泰国境内）国，受到赤土国王的热烈欢迎，赤土王还遣其子那邪迦随常骏等回访中国。使赤土成为唐朝从南方输入印度文化的一个连接点。隋炀帝还曾派韦节、杜行满等人出使西域诸国，杜行满在安国得五色盐而返。唐朝贞观十五年（641年），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遣使来华，唐太宗“遣卫尉丞李义表报使”，出访印度，李义表途经尼泊尔时，受到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提婆邀请李义表等参观“阿耆婆沵池，池广数十丈，水常湓沸，共传旱潦，未始耗溢，或抵以物则生烟，釜其上，少选可熟”[34]。贞观、显庆间，唐朝还曾三次派王玄策出访印度。第一次是作为李义表的副使，从吐蕃、泥婆罗（尼泊尔）道到达印度摩揭陀国的首都巴特耶，使团在印度逗留了一年多，巡礼佛迹。在登五舍城附近的灵鹫山时，凿石为铭，又立碑于摩诃菩提寺，记下使团的活动和观感。贞观二十一年（647年）王玄策与蒋师仁再次出使印度，并将由玄奘译成的《道德经》梵文本送到东印度迦摩缕波国（阿萨密）童子王手中。第三次是奉命送佛袈裟到印度摩诃菩提寺，归国后，仿照摩诃菩提寺的弥勒像，在长安敬爱寺督工塑了弥勒像。三次出使的成就，使王玄策成为中印文化的一位伟大使者。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义净著
唐朝还派使臣去过拂菻，唐高宗显庆年间，曾以阿罗喊“差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并于拂菻西界立碑”。
除了官方的使节往来外，民间自发的商贸、文化交流活动也极为频繁。唐朝方面，西去求经的僧徒很多，最著名的是玄奘和义净。玄奘是一位伟大的旅行家和杰出的文化使者，他在贞观三年（629年）从长安出发，踏上了西去印度巡礼佛迹和寻求佛法真谛的旅程，经甘肃入新疆，涉天山，过热海（伊克塞湖），至突厥可汗庭，而后经中亚石国、康国等地，出铁门，渡雪岭，到达印度。他巡游五印度，搜集佛经657部。还曾应戒日王请求，和五天竺僧徒辩论，开会18天，受到大小乘佛教僧徒的推崇。贞观十九年（645年）他回到长安，前后19年，翻译佛经75部，1331卷，对于佛教文化在我国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玄奘还撰成《大唐西域记》12卷，记载了印度等南亚、中亚一百多个古国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位置、城市大小、人口多寡、生产状况等，是中西交通史的一份极珍贵的历史文献。义净走的是海路，他在咸亨二年（671年）下南海乘船，经室利佛誓（苏门答腊），入耽摩立底国（在恒河口），然后游历印度各地达25年，搜集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回国后译出56部，还撰成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其他西游的名僧，还有悟空、玄照、道希、慧超等。
大食旅行者陶俑（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