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唐人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盈着一种“大有胡气”的气质。如唐人在婚姻观、性观念和妇道贞操方面，就受北方少数民族婚俗的影响很深，礼法观念相对淡薄。宋儒朱熹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曾说过：“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24]意指“胡风”、“胡俗”对男女、婚姻、家庭方面的冲击与影响至深且巨。
隋唐乐舞绘画艺术也深受胡风浸染。胡曲与胡舞深受各阶层人民的喜爱，不管是宫廷还是民间，到处可以听到胡乐的演奏和看到胡舞的表演。隋唐九部乐和十部乐中，来自今新疆一带的乐舞就有《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尤其是《龟兹乐》最为流行，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由于胡音胡乐的如潮涌入，致使开元、天宝年间的长安，满眼的西域乐舞。诗人元稹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25]。便是胡曲与胡舞风靡朝野的真实写照。在绘画方面，于阗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曾分别在隋和唐朝为官，他们所传来的西域“凹凸法”画风，对隋唐绘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唐朝著名画家吴道子的画风就深受其影响。
在饮食和服饰方面，胡化倾向也很强烈。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在后面还要专门论述。[26]
对唐人生活中的“胡气”，向达先生曾有一个总结，他说：
开元、天宝之际……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27]
正是这种并包胡、汉各族文化的大融合，才使得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更加多姿多彩、绚丽辉煌。
最后，隋唐文化融合了南北各地的文化，形成一种全国性的、不分地域的多元、混合型文化。
由于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以及由此造成的胡、汉文化的持久和反复的冲突，从而形成了南北文化上的差异和东西文化上的区别，一些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色彩也进一步得以强化。隋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相继出现，为中华文化兼取南北文化之长、吸收东西文化之精华和融合各地域文化之优势，创造了新局面。
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隋唐时期的地主阶级集团以奄有天下的一统气魄，竭力消除南北各地文化之间的隔阂和敌对状态，力求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建立和发展共同的文化意识。体现在历史观方面，就是隋唐五代时的历史文化意识明显比南北朝时进步。在南北朝分裂敌对的状况下，双方为标榜自己是正统，互相诋毁。南朝的沈约撰《宋书》，贬称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为“索虏”，萧子显的《南齐书》则改称“魏虏”；而北朝的魏收在《魏书》中，反唇相讥南朝政权为“岛夷”。隋、唐王朝建立以后所修的“八史”（《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站在国家统一的立场上，纵览全局，视南北朝为两个并列发展的历史整体，删除了互相歧视的对立内容，平实分析南北文化之优长，充分体现了隋唐文化兼容并包的时代精神。
隋、唐王朝的建立，还为儒学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契机。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儒学的发展也受到了影响，《隋书·儒林传序》指出：“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南北差别很大。为了适应大一统国家的需要，唐初诏令著名学者孔颖达和颜师古，斟酌南北儒学流派之优长，博考前儒之异说，经过反复讨论和商榷，颁定了《五经正义》和《五经定本》。这标志着自东汉以来诸儒异说的全部统一，至此儒学内部的争论告一段落，大一统国家的科举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它也为中唐以来儒学的复兴乃至两宋理学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反映在文学艺术创作观上，也体现出融合南北各地风格的趋势。《隋书·文学传序》指出：南北文学，“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唐朝魏征主张“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唐诗正是在融合南北、去短取长的基础上，而臻于繁盛的。乐舞的发展也得益于总结前代、融合南北各地风格。《旧唐书·音乐志》指出：“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大唐雅乐。”隋唐乐舞分为“健舞”、“软舞”。“健舞”雄壮有力，节奏感强，更多地体现了北方地区豪爽刚健的性格；“软舞”舒缓典雅，华丽柔媚，突出的是南方清淡阴弱的气质。正是隋唐文化所具有的这种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才使得它不仅能够吸纳南北各地风格的乐舞精华，而且还能宽容类似于《伴侣曲》和《玉树**》这样的“亡国之音”。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唐代的文化观念……对于自己的文化抱有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决不轻易地崇拜和轻易地唾弃。”隋唐五代时期对外来文化、各族文化和各地文化，均注重兼容并蓄和博采众长，这样才造成了隋唐文化各部门的大发展，并终于出现了金光熠熠、灿烂辉煌的盛唐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