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宗教的传播而言，隋唐统治者基本上采取了兼收并蓄、诸教并行的政策，除原有的土生土长的道教和早已传入的佛教继续发展外，来自中亚和西亚的摩尼教、景教、祆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亦受到唐王朝的欢迎，各自在长安和外地相继建立起了本教派的传教基地——庙宇祠堂。摩尼教在长安的寺庙，还得到过皇帝的赐额“大云光明寺”。在广州甚至还有古印度的宗教婆罗门教的寺庙。这都反映出唐政府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的态度。
南亚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到隋唐时期已经过三四百年的流传，它在华夷之辨、礼敬王者尊长以及忠孝观方面，与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形成过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一直到唐初还比较激烈。但从隋代开始，佛教宗派的全面创立和繁盛，使得佛门高僧引进儒、道，以本土化的意识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化的佛教。在佛教的中国化问题上，深刻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博大精深。
有的学者曾以“世界性文化”一词来概括隋唐时期文化的风貌，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世界性”仅仅昭示了本期文化兼容并蓄的时代精神。外域文化的大规模输入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文化的内核，而是在经过主体文化的抉择、吸收、改造后，最终转化为中国文化肌体中的有机物，构筑起真正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新型文化。
其次，隋唐文化涵盖了当时中华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分，充实和发展了汉文化。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隋唐时期的文化已经不单纯是传统的华夏文化，而是以汉族文化为主的并包胡、汉各族文化的结合体。
历史上，由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传统的华夷之别和夷夏之防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农耕人的脑海中；又由于农耕人在文化上长期居于优势地位，所以在种族观念上又形成了一种唯我华夏独尊的优越感。表现在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态度上，也是一种鄙视和妄自尊大的心态。但在隋唐五代时期，农耕民族则是表现出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各族文化的大气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23]“绝不介怀”意味着华夷胡汉间深层阻隔的消退。所以，尽管有冲突，有战事，都无碍于对周边各族文化容纳与开放的大局。
隋唐文化吸纳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多方面的。隋、唐王朝的相继建立，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尤其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合流，形成关陇贵族军事集团的重要成果，也是国内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优秀结晶；同样，五代时期的所谓“沙陀三王朝”（后唐、后晋、后汉），也是沙陀族上层分子与汉族地主阶级在政治上全面合流的结果。这一时期的许多重要制度，如均田制和府兵制的实行，正是各族文化融合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均田制度开始推行于北魏时期，它是鲜卑贵族促进民族融合的政策之一；府兵制度肇始于西魏北周时期，它也是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在政治上合流的政策。
胡、汉文化的结合，使隋唐五代时期的文化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充溢这一时期的尚武和游侠精神，正是胡文化气质浸润的结果。拿文化创造的主体文人士子来说，由于在他们的血脉中涌动着胡文化的血液，所以使他们表现出一种豪爽劲健的气概。他们普遍追求奔赴边塞、建功立业的宏图壮志，纵使由于种种原因而不能亲临沙场，也流露出对行走江湖的侠客猛士的向往。在唐人的诗文作品中，有一类歌咏游侠的诗篇和反映游侠生活的传奇故事，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