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九年（721年），张说任相。张说本是当时文士们的领袖，他用事以后，特别注重粉饰文治。张说在开元十三年以宰相任集贤学士知院事期间，所引用的人物，大都是文采之士，如徐坚、韦述、贺知章、徐安贞、孙逖、王翰、张九龄、袁晖、许景先等，全是以文辞知名的。张说不但以文章来提拔人士，同样，他也以“无文”来排斥人。如崔隐甫不由科第出身，而吏治优长，有威名，又有惠政[88]，玄宗把他从河南尹征召欲加重用时，张说却因为他无文而上奏拟用为武职金吾大将军，另外推荐崔日知为御史大夫，玄宗不听，就用了崔隐甫为御史大夫，而用崔日知为左羽林大将军，这样，崔隐甫便怀恨在心。又如宇文融，也长于吏治，官至御史中丞、户部侍郎兼劝农使，以进献理财之策，大得玄宗宠信，张说也处处和他为难，这样，二人也产生嫌隙。[89]于是，宇文融便引用门荫出身的李林甫为御史中丞，又联合崔隐甫在开元十四年四月扳倒了张说。这次斗争，明显地分为吏治和文学两派，可见朝臣结党，由来已久。[90]
张说死后，玄宗渐次起用张九龄为相，同时又用李林甫为相。张九龄长于文学，李林甫以吏干知名，这样，一场文学与吏治之间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从文化底蕴上来说，张九龄是个书生，深受传统文化熏染，形成了以儒学为基调的人生观与政治观，以德、孝、忠为立身之道。他之所以得到重用，完全是靠了文学才能，唐玄宗曾说：“张九龄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终身师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场之元帅也。”[91]张九龄继张说之后，以其政治地位和文学地位，做了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文坛领袖。他和一班文学名士吟诗唱和，交游往来，相处十分和洽，并在政治人事安排上，以强烈的感情尽量提拔他们。如大诗人王维、孟浩然等皆曾受知于他。在用人问题上，张九龄所据的是传统文化观，主张用熟悉老祖宗治国方略的文人，认为渊博知识使他们清晰地了解时务的性质，能制定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想方设法引进士出身的严挺之为相，然在李林甫的阻挠下未果。他不赞成用文化不高的边将和边官为相，认为他们虽然有功勋，但粗俗，无教养，不懂典章制度，不懂礼仪文化，难以担当指导百官的大任。李林甫欲援引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入相，遭他反对而作罢。
李林甫与张九龄完全不同。他多次主持法律修订工作，产生了以法律治理社会的思想。他是个官僚，一个集官僚特性大成的官僚。他深谙法、术、势之道，主张以法治人，以术驭人、以势制人。他不通文学，不喜文学，文化水平也不高，曾闹出不少读错字白字的笑话。他因反感文学之士的缘故，对科举也有抵触，尤其是对进士。在他任相期间，他一再对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采取压制措施。他的才干主要体现在吏治上。他执政19年，成为玄宗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他认为文人附会风雅，迂阔酸腐，缺乏对社会的直观认识，缺乏社会经验，用文人只会给社会、朝廷带来浮夸不实之风，使政治处于无序状态。由于他自身政治素质的原因，大力主张起用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吏治之才。因他们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有令人信服的领导能力，可为国家办实事。
李林甫坚持用吏治之才，张九龄主张用文学之才，相持不下，待李林甫提出胥吏出身的凉州都督牛仙客进入朝廷为相时，两人的冲突更加激烈。玄宗喜欢文学之臣，不过是出于本身的文学天赋；当他退居深宫享乐时，转而需要务实的吏治之才，来帮他治理天下，如此才能高枕无忧。所以，在这场吏治与文学的冲突中，张九龄败下阵来，被罢免了相职。[92]
之后，非科举入仕的李林甫、牛仙客、李适之、陈希烈以及后来的杨国忠把持朝纲，科举出身者受到排斥。又由于进士科以诗赋取士，科举出身者多文学之士，而少政治家，在政治舞台上仍是吏干之才居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