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建立者出身关陇贵族军事集团，唐初的勋臣贵戚也大都经历隋末的风暴洗礼，重事功，主进取，尚武豪放，是他们所具有的时代特色。他们鄙薄浮华靡丽的不实之才，重视实际才干的发挥。唐代一开国就侧重于才能而轻于文学德行，开了不拘流品之端。太宗的谋臣武将中有不少即“自潜伪中拔擢而出者也”[82]，史称“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83]。所以，有唐一代“出将入相”型的吏才层出不穷。另外，受南朝靡丽文风的影响，社会上文士闻风效尤，尤其是科举制度确立以后，重诗赋文章，蔚然成风。高宗时刘峣上疏说：“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84]玄宗年间，诗赋文章已是“立身之美旨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85]。这样，在统治阶级内部，重吏才还是重文学，就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
唐太宗时，名士张昌龄等应进士科，都被考官斥退。唐太宗问斥退的缘故，考官对以昌龄等华而少实、文风浮靡，不是好吏才。如果录取他们，后生相慕成风，扰乱朝廷提倡的风雅之道。所谓风雅之道，就是要符合传统的温柔敦厚之道，而浮靡恰恰是敦厚的反面。唐太宗虽然赏识张昌龄等人的文藻，却只好承认考官所说为有理，也就是承认吏才对文学的压制。致使张昌龄等人一生沉迹下僚，名声不显，无所作为。
唐高宗时，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雄，文名甚盛。文武双全的裴行俭却对他们不屑一顾，认为士人要有远大的前程，首先靠器识，其次才是文艺，王勃等虽有文才，却都浮躁浅露，哪里像个享受爵禄的材料！杨炯大概可以做个县令，其余诸人得好死就算不错。裴行俭的这些话反映了唐初吏才对文学之士的压抑。《新唐书·文苑传·王勃》说：王勃6岁便能作文，不到20岁即应举及第，是个很有文才的年轻诗人，他写的《滕王阁序》中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但就是这样一个立志要有所作为的文学之士，却不为当世所容，史称他恃才傲物，为同僚所嫉，曾做一小官，后失职流落，渡海溺死，死时才28岁。杨炯幼年便擅长诗文，应神童科试得官，武则天时曾任盈川县令，也遭同僚嫉恨，诽谤他恃才简倨。卢照邻博学善作文，因得风疾，不能仕进，曾拜名医孙思邈为师，求治病之方，当时人评价他也是浮躁浅露，最后因不堪忍受病痛的折磨，投颍水自尽，死时年40。骆宾王也是幼而能诗，唐高宗末年，曾任长安主簿，后被贬为临海县丞，怏怏不得志，弃官在江南流浪，后参加徐敬业的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为掌书记，军中书檄，多出其手。徐敬业兵败，骆宾王亡命逃窜，不知所终。据说骆宾王为徐敬业起草了近于人身攻击的《讨伪武氏檄》，武则天看后，怜其不遇：“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流落不遇乎！”[86]当时人也说他品行不好。从四杰的遭遇来看，文学之士受吏才的压抑，在唐初是很严重的。
姚崇像
继四杰之后的沈佺期、宋之问，也是著名的文学之士，他们在诗的声律化定型方面贡献巨大，他们的作品称为沈宋体，是当时文人士子模仿的样板，但他们的仕途也有坎坷，同样遭受吏才的排挤和压抑，时人评价他们人品卑劣。他们转而谄奉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替他作应制诗，甚至为之捧溺壶。武则天死后，沈宋都被贬窜，先后死去。
宋璟像
随着高宗、武则天时期科举制的大发展，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涌入仕途者的数量明显增加，他们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力量也逐渐壮大。这样，吏治与文学之争也更加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