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牛李党争时期，李德裕强调儒家经学，而牛僧孺则注重文辞诗赋，经术与辞赋之争便显得更为突出。李党的首领李德裕，出身赵郡士族，祖栖筠，天宝末年因“仕进无他歧”，不得不应科举考试，但中进士后即“不于私家置《文选》，盖恶其祖尚浮华，不根艺实”[72]。李德裕年轻时，“耻与诸生从乡赋，不喜科试”[73]，以门荫入仕。牛党的首脑牛僧孺，系牛仙客之后，仙客出身胥吏，目不知书，玄宗时虽贵为宰相，但仍遭时人轻视，故牛僧孺伪托为隋吏部尚书牛弘之后。他和李宗闵、杨嗣复都是权德舆的门生，三人“情义相得，进退取舍，多与之同”[74]。牛、李两党之间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通过什么途径来选拔官员上：李党主张“经术孤立者进用”，牛党主张“地胄词彩者居先”[75]。魏晋以降的门阀旧族多以经学传家，故重经术实即重门第；诗赋词彩是进士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所以重词彩也就是重科举。李党分子郑覃长于经学，但不善为诗赋，他“深嫉进士浮薄”[76]，曾屡次向唐文宗请求废除进士科。李德裕尤恶进士，他曾向唐武宗鼓吹重用门荫子弟的主张：“朝廷显贵，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77]牛党维护科举制度，注意拉拢进士，甚至为“举选人驰走取科第，占员阙”[78]，以扩大势力。没落的士族遭到庶族大地主的排挤，和中小地主有了共同语言，所以李德裕在和牛党对抗时，就提出了“奖拔孤寒”的号召，后李德裕被贬崖州时，“八百孤寒齐落泪，一时回首望崖州”[79]，赢得了广大中小地主对他的同情。唐宣宗是个科举迷，“爱羡进士，每对朝臣问登第否？有以科名对者，必大喜”[80]，这自然使他同牛党情趣相合，因此，牛党在宣宗的支持下，完全清除了李党。这样，持续了40余年的牛李党争才宣告结束。
其后，赵匡亦著文极言科举之弊，他指出：“国朝选举，遵用隋制，岁月既久，其法益讹。……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惟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惟挠其淳和，实又长于佻薄。……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墙面。及临民项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谓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者也。”[81]他列举了科举选士的12种弊病，并提出改革方案。所论朴实，切中时弊，不像杨绾、李德裕等人主张取消明经进士，而是主张在实用、通博、达观上下功夫。明经要努力变虚为实，有资于政；进士则要通经明史，为文要“有资于用者”，不重诗赋等浮华之文。
除此之外，唐代文人学者及政府要员论科举之事的还有不少。如肃宗至德年间，有刘秩的《选举论》，代宗朝有沈既济的《词科论并序》和《选举论》，德宗朝有柳冕的《与权侍郎书》，专论科举明经之弊及改革之法。唐文宗大和年间，曾多次就科举停试诗赋的问题进行争论，或停或复，或改试议论。唐武宗时试进士则强调“但据实才”，并多次对中举进士进行复试。这类对科举制度的争执论议，终唐一代不绝如缕。
三、吏治与文学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