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自其产生之初，就和经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仅科举中的明经、三礼、三传、经童等均是科举的重要科目；就是进士科也与经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进士科还未加入文学内容的考试之前，也是经学考试的一个主要方面。自隋朝时废止九品中正制，开科取士以来，便以掌握经学内容的娴熟程度作为入仕、做官的依据。入唐初期，统治者继承隋制，统一了作为考试标准的经书，使天下学子都要研习《五经》，以此为进身入仕的敲门砖。然而，由于南北朝直至隋唐，社会上偏尚文辞，隋朝科举中最高等第的秀才科就是以试文才为主要标准的。唐高祖武德年间，虽然取消了秀才科，但其主要特点不久就被进士科所取代，成为在唐代科举中与经学相抵触的力量，在当时朝野均有很大的影响，几乎成为科举的主要内容。
唐代科举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主要考帖经，全靠死记硬背。进士主要考诗赋，需要独立思考，又自南朝以来，诗赋对文士有吸引力，已相沿成习，文士多愿应进士科，表现自己的才能，因此唐朝进士科特盛。当时明经的录取率为十分之一二，进士的录取率为百分之一二，相差悬殊。中明经容易，中进士难，唐人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66]之说，可见朝野都重进士而轻明经。
科举制度广泛吸收各地方各阶层的地主参与政权，寒门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入仕后，形成了唐代政治上一个有势力的集团，经常和北朝以来的士族势力相对抗，他们在取得高官厚禄后，本身就转化为大官僚大地主，反过来把持科举，营私舞弊，造成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这在高宗以后，就明显表现出来。因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很快就出现了对进士科乃至整个科举制的批评和非议。
对进士科的批评和非议主要是言其浮华无用，不能积极弘扬儒家思想。显庆二年（657年），刘祥道上书唐高宗，认为科举进士过滥，“经明行修之士犹或罕有正人，多取胥徒之流，岂能皆有德行”。儒家经学之不兴，学风之败坏，完全在于“奖进之道未周”[67]。上元元年（674年），刘峣又向高宗上书，批评了礼部在选人问题上存在着重才、不重德的现象，认为科举是国家“考孝秀之门”，应以“德行为本，才艺为末”[68]。武则天天授三年（692年），薛谦光又上疏指责进士科“皆以浮虚为贵”[69]。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正月，唐玄宗在《重订明经进士试法诏》中亦对进士及明经考试提出批评，他说：“近日以来，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本，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70]因此提出对明经、进士科考试的一些改革内容。
代宗宝应二年（763年），豪族地主的代表人物之一、华阴大姓礼部侍郎杨绾上疏条奏贡举之弊说：“……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加试帖。以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而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能文，不越数家之集。递相党与，用鼓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黩为常谈，以向背为己任。投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腾于当代。”[71]在杨绾看来，进士科浮华无用和明经科的不得力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停止二科举士，恢复古代察举制度。杨绾上疏后，贾至也上《议杨绾条奏贡举疏》，支持杨绾改革科举、振兴经学的主张。当时，在廷臣中，同意杨绾主张的，还有李廙、李栖筠、严武等人，在当时颇有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