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第三节　从南北文化之争到吏治与文学之争》
第(2/9)页

隋炀帝倾向南方文化，这与他长期驻镇江南文化中心扬州并受其熏陶有关。隋炀帝还在为藩王时，就好附庸风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64]，这些人大多是江南士人。隋炀帝在与这批人的结识中，改变了传统的鄙视江南文化的偏见，对南方文化表现出尊重的态度，并大胆从中汲取养分，使南方文化在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中占据了主流地位。

唐初，有人主张，去短取长，融合南北文风。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就说：“然彼此（南北）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魏征此论代表了南北融合的自然趋势，不过直到盛唐时期这个趋势才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境界。

魏征像

唐初接受和沿袭南朝文化，但逐渐自创新境；盛唐时，新境大辟，文化成就远超南朝。以文学艺术而言，唐前期封建经济趋于繁荣，士人生活也有相当的保障，再加上朝廷以科举取士，进士科成为士林华选，考进士必须得精通诗赋，利禄所在，士人无不致力于文学。唐前期诗文沿袭南朝，无非是些“竞一韵之奇，争一家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65]的作品。唐太宗是创业英主，作起诗来仍是循规蹈矩、逐句相对，所作文章，也是纤靡**丽，学庾信为文，嫣然南朝文士。这说明声律对偶化的文学还没有定型，因之南方文风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同时称雄，南方文风更进一步在文苑里占优势。四杰诗运用声律，在古诗向律诗过渡中，大有进境。继之而起的沈、宋（沈佺期、宋之问），将诗的声律化定型。沈约、庾信作诗，声韵调谐，对偶精密，沈佺期、宋之问比沈、庾更加靡丽，一篇中句数有定准，通篇不犯声病，美得像锦绣成文，士子们都模拟他们的作品，号为“沈宋体”。他们的诗意境平常，与四杰相类，专靠形式华美，供宫廷玩赏。至陈子昂张扬古诗的旗帜，独辟新境，诗风为之一变，至盛唐融合南北诗风，推出百花盛开的唐文苑。文也如此，唐朝的一切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的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的靡丽文风。四六文经唐太宗亲自提倡，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文，即无仕进的可能。作近体诗和近体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所以有识之士不屑为。至中唐以后，古文运动兴起，逐渐战胜和取代了四六文体。这说明唐文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灿烂辉煌的成就，是与南北文化的相互交融和吸收分不开的。

二、围绕进士科所展开的文化论争

科举制创建于隋而定型于唐，自其产生以后，历代围绕进士科及其存废而展开不断的褒贬议论，这实际上反映出的也是一种文化抉择上的论争。

对科举制的争执论议，主要集中在科举取士到底应该重经学还是应该尚文才，以及与其相关涉的进士科的存废两个问题上。隋唐时期，门阀世胄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打破，庶族地主通过科举取士大批涌入仕途，旧的门阀士族一贯以阀阅自矜，尽管他们的地位已经每况愈下，但他们依然保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德业儒素相标榜，瞧不起庶族地主，不断抨击进士科的浮华，用以抵制这一新兴势力，维护自身的封建权益。尤其是中唐以后，世族豪门与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矛盾不断加深，加之科举制的种种弊病也不断暴露，所以围绕进士科所展开的文化论争也在不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