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时期的中国封建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门阀士族势力虽然已经逐渐衰落，但其社会影响依然巨大。庶族地主阶级的势力在不断上升，但还未能从根本上压倒旧士族势力。随着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宣告结束，大批出身寒微的地主阶级成员进入政坛，与旧势力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含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上的冲突。尤其是中唐以后，庶族地主阶级的力量已上升到足以与豪族地主相抗衡的程度，党争起伏不已，思想文化斗争也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尖锐化而不断加剧。
一、南北文化之争
由于南北朝长期的分裂战乱，使得南北的学术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迥然不同的风格。《隋书·儒林传序》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西晋末年以后，由于北方沦为民族纷争的战场，大批士族人物南迁，使江南的文化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南方较多地保留了汉族传统的礼仪文化，形成了自成体系的哲学、经学和佛学，还拥有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在文学艺术领域远远超过北方，以汉文化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北方受少数民族胡风、胡俗的浸染，文化上的“胡化”痕迹非常突出，重事功，主进取，文风质朴。直到南北朝后期，有不少北方人还承认“江东……专事衣冠礼乐”，以致“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59]这种文化上的南北差异，形成了尖锐的文化冲突。
陶文官俑（隋）1956年湖北武汉周家大湾隋墓出土
尚武、豪放的北人并不满足于政治、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在思想文化上，也要成为主宰。北朝后期，受南朝靡丽文风的影响，北方文士曾闻风效尤，北周苏绰撰《大诰》作为文章程式，予以抵制。隋朝建立以后，李谔又上书痛斥江南文化之弊失：
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60]
李谔主张正文体，依据儒家经典为文，这与苏绰所见略同。隋文帝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但这种模拟经典的文风，并未能抵制南方文风，随着隋朝的统一南北，南朝浮靡华丽的四六骈体文风迅速风靡全国。
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隋王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在思想文化上则以北方的“五教”（父义、母爱、兄友、弟恭、子孝等一套儒家的伦理道德说教）来整齐规范江南的社会文化习尚，“无长幼悉使诵五教”。在苏威持节巡视江南时，他还鉴于“江表自晋以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的状况，使“牧人者尽改变之”。[61]对于南方文化，则采取鄙视态度，压制江南士人，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62]从学术文化角度来评析南北文化及士人的优劣短长，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种蔑视南方文化，污辱江南士人的言行，深深地刺伤了南人的自尊心，于是一场席卷陈之故境的大规模叛乱爆发了。反叛者捉获隋政府派遣的官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邪！’”[63]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被平定下去了，但南北文化之间的冲突却是根深蒂固的。这显然不利于新生的大一统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安定。
